一、

傍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流间，我从南曼哈顿骑车到上东区。人群越来越稀少，金碧辉煌的银行、医院与宾馆越来越高大。粉紫色的晚霞褪去，昏黄的路灯亮起，明晃晃的车灯来来去去。空旷起来的街道上，一个流浪汉大喊大叫，路过的情侣们攥紧彼此的手。

我在高楼脚下停好自行车，找一个叫纽约禅堂的地方，今晚有初学者的坐禅。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一个圆形的门洞，两扇半圆的木门紧闭。圆润的木色、圆润的门框，一看便知是日式寺庙。敲门，一个戴着眼镜、身材敦实的年轻僧人引我进屋。

进门脱鞋放好，纽约的喧嚣被关在身后，眼前是一座小巧的日式民居。沿着狭窄的木楼梯，往二楼去。楼梯两旁挂着一些和尚的画像，让我想起寒山拾得、八大山人的画。熟悉的风格、熟悉的审美，一丝淡淡的乡愁。

我来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眼前三张沙发，围住一个茶几。右手边，空旷的地下围坐着一小群穿着僧袍的人，空气中交织着肃穆与温暖。远端一扇大窗户，面前供奉着接近真人大小的释迦牟尼像。佛像两边的墙上，挂着中文的行草书法。坐在佛像跟前的和尚，是个壮实的欧裔男子，约莫三、四十岁，精神而内敛，是今天负责带领我们的禅师。禅师指引我去茶几另一边的更衣室，那里有供来访者借用的僧袍。

我换上了僧袍，袍子长长的下摆拖到地面，步伐变得小心翼翼。我来到一圈人中坐定，刚好赶上自我介绍。安静的大厅里，人们的语气缓慢而斟酌，一丝羞怯，几分好奇和兴奋。除了禅师之外，我们六人都是今天新来的。其余几位是不同年纪的男人，我能听出的纽约本地和意大利口音。在我之后，一个年轻女子匆匆坐下，后来自我介绍，自己来自尼泊尔。

对大家表示欢迎之后，禅师说，这是给新来的人的简短介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讲佛教和坐禅的基本要义。他笑道，这么短的时间当然讲不了多少，他也只能尽力，点出一部分释迦牟尼布施的智慧。

二、

按宗派，纽约禅堂算是临济宗。临济宗得名于河北临济寺，所临的济是发源于山西的滹沱河。在日本，临济宗是影响最大的禅宗流派之一。

临济宗的传承，来自两个日本人。第一个是铃木大拙，这个从未正式出家、却在美国播下禅学种子的日本学者。1952年， 克雷因家族继承人为铃木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讲席，并建立了禅学会（Zen Studies Society），以支持铃木在美国的讲学。禅学会，便是纽约禅堂背后的组织。

此时的铃木，已经八十多岁。他在课堂上常常陷入自己的思绪，黑板上画满佛教图示，夹杂着日文、中文、梵文和藏文，似懂非懂的学生们昏昏欲睡。但他的课堂仍然座无虚席，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来听讲的人中，有后来著名的弗罗姆、格拉斯等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共同成为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禅宗热的种子。

禅宗热中，“禅”成了流行词汇。从反文化运动的草根圈子，到文化精英们的晚宴，“禅”被用来描述各种最新的文化潮流。而铃木，则成为了禅的代言人。禅的普及的确来源于铃木多年来的写作和演讲。

在无意间，铃木成了文化名人，《纽约客》《Vogue》采访他，海德格尔、荣格、弗洛姆等欧洲思想家也读他的书。铃木承担了传播东亚文化的责任，和美国社会对东方古老智慧的想象。天主教作家托马斯·默顿忆起与铃木的会面，说：“见到他像是见到了庄子和禅师们说的‘无位真人’……见到铃木博士，和他一同饮茶，我觉得我见到了那位真人。就像终于回家了一样。”

铃木生于 1870 年的日本金泽市。父亲是医生，原为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中被废除了特权，又在铃木六岁时去世。自幼家贫而勤奋，铃木自学了英文，在当地渔村教授数学、日文和英文维生。母亲去世后，前往东京帝国大学求学，一面学习中文、梵文、巴利文等语言和经典，另一面开始思考自己的业力与人生。日本的武士阶层多信仰临济宗，于是铃木开始在圆觉寺参禅，师从方丈释宗演。

1893 年，借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风头，第一届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虽然说是“世界”，其实是由美国的基督徒组织，主要邀请亚洲各地宗教领袖。受邀参加的许多人，比如来自印度的辨喜，日后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而这场会议也成为了信仰融合的转折点。日本禅师中受邀参加的，便是释宗演。

当时美日关系紧张，公共场合都能看见对日本人的歧视标语。弟子们反对师父前往“未开化”的美国，但释宗演执意接受邀请。帮他撰文回复的，是通晓英文的铃木。释宗演不会英文，于是他关于因果律的演讲，由铃木翻译为英文，然由大会组织者 Barrows 代为宣读。演讲里没有佛教术语或者超自然的信仰，只有因果关系。台下几百位观众，基本都是基督徒，释宗演借 Barrows 之口对他们说：“天堂与地狱都是自己为之。给你地狱的不是神，而是你自己。”

这算是禅宗第一次进入美国文化。在世界宗教大会上，释宗演认识了出版人保罗·卡鲁斯。卡鲁斯对佛教非常感兴趣，邀请释宗演去自己在伊利诺伊州小镇上的家中，提议与他一起翻译出版亚洲经典。释宗演拒绝了，毕竟自己有方丈之责在身。不过，他说，自己的学生铃木是个很好的人选。

还在日本时，释宗演给了铃木赵州无字的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几年间铃木忙于学业、写作，始终不得要领。得知自己将会受释宗演推荐前往美国后，铃木明白，这是最后参透公案的机会。于是他在最后一次接心会（为期数天的禅修）中拼命用功，终于在某一日的参禅时，答出了老师的所有问题。铃木后来回忆，当晚回家路上的月色里，“树是透明的，我也是透明的”。

离开美国前，释宗演给铃木起了法号“大拙”。在卡鲁斯家的大房子和小印刷厂里，铃木大拙发现自己的职责除了翻译、校对，还有时不时的汲水砍柴、买菜做饭。他和卡鲁斯着手翻译《道德经》与《大乘起信论》，并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大乘佛教纲要》。

十年间，铃木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想法，要用现代的方式，在英文世界里传播大乘佛法。铃木在信里对释宗演说，“因缘际会，的确超越了我们念头…… 我心底的私愿，是我的念头能帮助人性进步，终究在未来长出好的果子。”

十年后，铃木大拙回到了日本，结婚成家，依旧住在圆觉寺。他创办了英文期刊《东方佛教徒》，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了散文集《禅学随笔》。《禅学随笔》在伦敦出版后广为流传，于是铃木在 1936 年访问英国，在许多高校演讲。在英国遇到铃木的许多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阿兰·瓦兹，日后也成为了在西方禅学的关键人物。

1939 年，铃木的妻子与长期合作者去世。战火也已蔓延。日本侵华，二战全面爆发，铃木在战争中沉寂了十年。十年后，日本战败投降，但铃木的著作已传遍英文世界。铃木自觉时机成熟，于是动身前往美国。他辗转夏威夷、洛杉矶，在不同的大学教书。他最后来到了纽约，通过精神分析师朋友认识了克雷因家族继承人，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讲座与禅学会。

随着美国卷入越战，战争的残酷与虚无触发了美国年轻人的精神危机。LSD 的发现与其他几种致幻剂的流行，让许多人直接体验到了灵性世界，也将许多人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幻境中自我的消融，指向的不是基督教宣扬的教义，而是禅宗与其他东方传统强调的空性。于是许多人将目光转向东方，去寻找不依赖政治结构、也不依赖神迹的心灵归宿。

而铃木，正应和了这样的需求。在他的笔下，禅是超越了时空、文化与信仰的存在。他写道：“在我看来，禅是所有哲学的最终真相。它是宗教意识达到极端高度时，精神上的真相。不管是佛教徒、基督徒还是哲人，在分析与拆解后，都会不可避免地指向禅。”

释宗演给铃木的法号“大拙”，英文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于是有人译作“大简”，但铃木更愿自称“大愚”。胡适曾批评铃木，认为他笔下的禅脱离了历史与文化语境，甚至曲解了原本的禅。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简”而“愚”的曲解，一个俗家弟子对禅的普世化和去宗教化，使得禅能够脱离原来的文化土壤，进入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获得新的形态与生命力。

几年讲学后，铃木大拙终于在 1958 年回到日本。回国之前，杰克·凯鲁亚克和阿兰·金斯伯格等人去家中拜访铃木。这天，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刚出版。凯鲁亚克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过了一会，铃木说，“你们几个年轻人，安安静静地在这写俳句，我去沏点茶。”

三、

禅堂里，禅师开讲。先讲四圣谛，佛教的四种真相：苦，众生皆苦，世间皆苦；集，苦来自于业力、烦恼的汇集；灭，寂灭贪、嗔、痴等烦恼，方能回自由本性；道，脱离苦海的道路，大致可分八种。然后，是这脱离苦海的八种道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禅师一边讲，一边问众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纹身从僧袍里一路爬到脖子、下巴和双手，对住持的提问对答如流，看起来对佛教概念颇为熟悉，后来知道他已在美国不同的佛教流派中学习多年。

接着讲三相，又称三辨识。这是一切存在的三种共同之处：无常、苦、非我。这也是中文里常说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磐寂静。

禅宗不只理论，更为侧重坐禅本身，让自己全身心进入另一种状态。于是禅师接着介绍坐禅的技巧，从坐姿开始。禅宗传入美国后，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坐垫和坐法，适合无法盘腿、同时身材比例多样的美国人，也适合我这样有一出没一出的修行者。不过要求依旧很严格，比如双膝要同时接触地面，才能在入定时稳定。我的柔韧性很差，打坐时向来做不到双膝着地。这下，也只能扭来扭去，摸索着不同的坐姿以达到要求了。

然后是打坐时观想的技巧，如何引导自己的注意力，如何内观，如何入定。禅师主要讲数呼吸；时间简短，其他方法也只是一带而过。

这些概念和方法在一个陌生而仪式化的宗教语境中呈现，却让我感觉很熟悉。一方面，是因为佛教世界观里没有什么神话传说，处理的主题更近似哲学和心理学，让我质疑的念头少了一些。另外一方面，中文世界里，佛教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融入了语言、故事和审美，许多概念都有种熟悉感。

在英文里听见这些概念，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一起思考释迦牟尼的原意，有种熟悉与陌生的奇异的奇特交织，类似乡愁，但安静温暖。

四、

凯鲁亚克所问公案中的祖师，是达摩，禅宗各派的公认祖师。

六世纪时，达摩取道广东一带，来到了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他北上至南梁首都金陵（今天的南京），见到了笃信佛法的南梁皇帝梁武帝。武帝大举建寺、抄经、塑像，达摩却告诉他，这都无功德。和南梁皇帝谈不拢，北边还有北魏。于是达摩渡江北上，于嵩山少林寺落脚，隐修传道。后世不仅禅宗，从少林寺到许多江湖武术流派，都尊达摩为祖师。

中文世界里禅宗思想最直接的源头，也许是六祖惠能。我还记得小时候读蔡志忠漫画《六祖坛经》，觉得很有趣，长大后才逐渐明白其中的嚼头。惠能生于七世纪的唐朝，广东一带。惠能目不识丁，偶然间听人读《金刚经》，要找五祖弘忍为师。弘忍说他是蛮人，惠能则说，“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于是弘忍留他在寺中做苦工。

一日，弘忍有意寻找接班人，叫众弟子作偈。得意门生神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众弟子以神秀之作为标准答案。但惠能听闻后，也做一偈，请人写于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装作不以为意，却等众人散去后，暗示惠能半夜来访。弘忍为惠能讲《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彻悟。弘忍明白，这是接班人。佛法本是以心传心，但弘忍依旧将衣钵授予惠能，同时明白其中的危险，嘱咐惠能：“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若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弘忍连夜送惠能南下，亲自为之渡江。惠能告别老师：“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能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此后弘忍不再上堂说法。弟子们醒悟过来后，启程南追。其中惠明和尚，原本是将军，在山上追上了惠能。对峙之后，惠明说自己为法而来，于是惠能问：“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有所领悟，下山谎称寻不得，众人散去。

南行路上，追兵四起，于是惠能混迹于农夫猎户之间，一去十六年。十六年后，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在印宗法师坐下，重新剃度出家。

一日，印宗讲《涅槃经》，门外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另一僧曰：幡动；争论不休。惠能曰：”不是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印宗大惊，然后知道惠能得弘忍真传，遂拜为师，惠能也开始了弘法。

六祖惠能之前，禅宗为单传。而惠能强调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从他以后，禅宗开始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一支，传至九世纪的洞山良价和弟子曹山本寂，分别居于江西洞山与曹山，后人称为曹洞宗。曹洞宗看重禅坐与默照，只管静谧用功，其余随缘。

而另一只，传至九世纪的义玄禅师。义玄是山东人，师从黄檗，得法后落脚河北镇州（今正定）的临济院，所临的济是发源于山西的滹沱河。后人因此称这一支为临济宗。义玄以棒喝、骂夺闻名，毫不留情。“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出自他口；在每个人身上、无阶级、身份、角色的“无位真人”，也是他的说的：”在你这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面门出入。“

十二世纪后，禅在中国本土式微，却由日本僧人荣西与茶叶一同带回日本，与茶文化一道在日本传播开来。曹洞宗与临济宗不同取径，又一齐发展，日本民间称“临济将军，曹洞士民”。这句俗语也不仅仅是对两派禅风的总结，也反映了它们在社会中的阶层根基：曹洞宗多在市民中流传，而临济宗扎根需要果敢、决断的武士阶层，成为武士们的精神训练。

这种绑定，使得临济宗在江户时代几乎灭绝。相比镰仓时代的战乱不休，江户时代封建体系长期稳定，武士变成了官僚，不再需要精神强大。德川幕府则为了清查天主教徒，将户籍制度与寺庙绑定，也将僧人变成了官僚。如同在历史中反复上演的那样，被政治权力收编的宗教组织逐渐流于形式，从内心开始解体。

十八世纪白隐慧鹤的出现，重整了临济宗，也让临济宗有了后来传播到西方的方法与样貌。白隐一面将禅宗传统的公案编排成严谨的课程，既有让铃木大拙琢磨很久的“赵州狗子”，也有他自创的公案，比如“只手之声”。公案从易到难，学生一关一关打过去，每一关都要在独参（dokusan）中经得住老师的盘问。另一面，他写大量俗语作品、画大量禅画，笔下有达摩观音，也有乡村百姓，笔锋粗犷、幽默。白隐让禅宗在失去武士阶层的赞助之后，在俗家信众找到了新的社会基础。

白隐重塑的临济宗，一代传一代，最后传入了我此刻身处的纽约禅堂。这近一千年的脉络，远看似乎清晰而确定。但只有近看，才能见到碎片与裂痕。

五、

简短的讲解之后，我们一行人去楼下，加入已经开始坐禅的其他僧众。楼下长长的大堂里，灯光灰暗，尽头的微光中有一尊佛像，昏暗中格外肃穆。佛像上方挂着日式中文书法：“纽育禅堂”。佛像两遍两排人，身穿褐色僧袍，相对而坐。诺大的大厅里许多入定的僧人，如泥塑般矗在两侧，悄然无声，肃穆得让人紧张。我们一行新来的人，一一对佛像作揖，各自找到一个位置，坐在蒲团上，开始试着入定。

安静，肃穆。脑子空转，念头涌出。用了新学的打坐姿势，还不太习惯，念头从身体的陌生感中涌起。安静，肃穆。安静中，能听见天上飞机的轰鸣，外面街道上的汽笛与笑声，旁边人咽口水的声音，肚子叫的声音。这庄严肃穆中我没有困意，我能感觉到我既有更多不断涌起的念头，也被这场域激发了更强大的专注力，杂念如雪花般纷纷下落之后，也有更深的平静。

身穿僧袍有种强大的心理作用。我被这陌生的质地与陌生的形象带出了日常，带进了另一个场域，接受新的礼仪规范。而确实也有许多新的礼仪规范需要接受。半小时打坐后，离佛像最近的僧人敲响铃铛，剔透的声音回响在大堂。他毕恭毕敬地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木板敲出清脆的声音，在寂静中有些刺耳，让我想起了让人警醒的“当头棒喝”。另一位僧人走到房间中央，对佛像叩拜四次。剩下的人，则对彼此叩拜四次。

灯光调亮，众人念诵四弘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一遍日文，一遍英文。四弘愿的日文来自中文的直译，我听出了“誓”、“度”、“断”等汉字，于是开始不断猜测每个字的中文原文。相比印度教如吟唱般的颂词，这里念诵的方式没有音调，以低音、喉音平平诵出，让我想起了中国寺庙里念经的方式。一片宁静中涌起的如低吼般的颂词，给我一种少有的震撼。

坐禅之后，一行人回到楼上，就地围坐一圈。僧人们给每个人放上盘、碗、茶杯，大家传递者果盘与大麦茶。因为有我们几个新人，人们相互介绍了一圈姓名。僧人们尽管都是欧裔美国人，都使用了日本名字，想必是各自的老师起的。

大家相互闲聊打趣起来，开始上课的僧人也询问了每个新来的人的感受。闲聊中，我了解到大部分僧人也有其他的工作，只要少数一两个人全职住在寺庙中。人们相互打趣着，一片其乐融融。

我忽然感觉有些恍惚。我们如在日本一样席地而坐，衣着僧袍，周围有佛像、书法与水墨画。僧人们用着日文的名字，一些礼节化的应答中也会夹杂简单的日文词汇。然而除了我和新来的尼泊尔女子外，所有人都是欧裔美国人。

语言、文化、宗教从来都分不开，当宗教传播到另一个地方时，也就带上了原本的语言与文化。这些礼仪与审美，因为文化上的熟悉，让我感到一点自在。但同时，这些规范也让我感到制度的束缚。

但也许正是这些流程和异域文化的元素，如同身上僧袍的陌生感，将人们从日常中拽出，从散漫或者焦虑中拽出，放入一个设计好的文化容器中，变得更容易安心与入定。

六、

站在美国的角度，禅的历史是一趟东渐的旅程。善作禅宗故事的美国作者理查德·麦克丹尼尔，写了关于禅宗历史的三本书，分别就叫向东的三步：第一步从印度到中国，第二步从中国到日本，第三步从日本到美国。

这三步，是扩散、传播，也是迁徙、转移。佛教在汉朝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唐朝达到鼎盛，并演变出了禅。而在印度，十二世纪起进入穆斯林统治时期，佛教几乎绝迹。十二世纪时，禅从中国传往日本、在日本生根发芽，在中国却逐渐衰退，二十世纪时已所剩无几。当五、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禅宗热时，日本的年轻人正热衷于西方的科学文化，对这老旧又满是旧政权身影的信仰失去了兴趣。

铃木大拙开始了从日本到美国的第三步。他的禅，是理论化的、哲学化的。而在纽约禅堂，在铃木奠定的土壤之上，真正建起这座庙的，是另一个日本临济宗和尚：荣道。荣道的故事，就要比铃木曲折和现实很多。

荣道 1932 年生于东京，年少时就出家当了和尚。28 岁时，他奉老师中川宋渊之命前往夏威夷，协助禅师罗伯特·艾特肯和夏威仪的僧众们。

艾特肯自己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二战期间他作为平民在关岛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日本的拘留营中。一位看守借给他英国学者 R. H. Blyth 的《禅与英国文学》，他反复阅读，深受吸引。1944 年神户的拘留营里，他更是直接遇到了 Blyth 本人，与他讨论禅宗。二战结束后，艾特肯返回日本，在禅寺训练，最后定居夏威夷，美国本土禅宗的先驱之一。

荣道在艾特肯夫妇协助下，在夏威夷留了下来协助二人工作，并生活在一起。但很快，荣道与艾特肯的关系发生了裂痕。于是荣道再次启程，前往纽约。

1964 年的纽约，充满了迷茫而开放的年轻人们。身无分文的荣道，一头扎进这繁忙而躁动的城市。他后来回忆，自己穿着僧袍走在大街上、中央公园里，路过的人们好奇地问他是谁、做什么，自己便一五一十地回答。其中有一些人感兴趣，他便带着他们打坐、修禅。接下来的四年里，荣道辗转借住在不同弟子家里讲禅，从客厅到客厅，学生越来越多。

时不时有弟子捐钱，慢慢荣道也能够自己租下一间公寓，开设禅堂。随着捐赠支持的人增多，荣道也开始想要注册宗教机构，以便获得税收上的减免。于是他想起了为了铃木大拙而成立的禅学会，这个在铃木回国、克雷因去世后有名无实的组织。

荣道后来写道：“那时的禅学会没有禅堂、没有资产也没有活动。它是个毫无有形实体的组织：一个空性的组织。实际上，没有任何组织不具空性，但这个组织尤其空。没有主席、没有资金、没有权力、什么都没有 — 真正的空性！亚茂卡（禅学会秘书）看起来很高兴把我加到董事会里。我一签字，他就辞职了。没有什么需要他移交，也没有什么需要我接管。这次戏剧性的交互，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之一。”

于是禅学会重新活跃了起来。荣道的许多支持者中，有一位是发明静电复印技术的切斯特·卡尔森。卡尔森决定带头出资，在纽约购置房子、成立禅堂。四处寻找之后，一行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原本作为马车房的小楼，面对大街，独门独户。因为原本作为马车房，它的层高足够作为一个两层楼的禅堂。等到禅堂终于落成，卡尔森在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1972 年，纽约禅堂落成四周年的那天，荣道的师傅、龙泽寺住持中川宋渊，从日本飞来，在正法寺为荣道举行了正式的法脉传承仪式。从义玄到荣西、从白隐到山本玄峰、从中川宋渊到荣道，这条九百年的传承，在这一年的曼哈顿完成了它最近的一次传递。而这一次，也许是这条法脉最后一次未受争议地传递。

七十年代的美国，诸多新的信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尝试着不同的对待彼此和自己的方式。畅游其中的荣道，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禅师。他的个人魅力让禅学社与纽约禅堂不断壮大，在纽约州北部也置地开设中心。

荣道的追随者众多，其中不乏年轻女性。许多年后外界才知道，荣道与一些女弟子保持了或长或短的性关系。在宗教组织巨大的权力不对等中，自愿与非自愿没有明确边界。私人关系变成了难以抑制的秘密，从信仰开始，逐步侵蚀权利下位者的身份与自我。

在禅修中心的某次聚餐中，一个女弟子忽然站起来发表演讲，情绪激昂而语焉不详，关于信仰、关于如何对待彼此。在演讲与尴尬的沉默之后，荣道向她道谢，然后独自离开了宴席。众人不知所以，但诸如此类细小的裂痕不断分叉、汇合，故事与故事相互印证，证词与证词相互鼓励。人们愤怒而失望，但同时，许多人仍对荣道心怀感激，并希望保住禅堂的名声。于是这一层层的故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浮出水面。

荣道与纽约禅堂的故事不是孤例，而是六、七十年代美国禅宗圈的普遍现象，许多禅师都与女弟子有过性关系。这些故事很难被简化为黑白分明的性侵事件：胁迫的形式不是暴力，而是弥散空中巨大的权力不对等。她们之中，有的受到了伤害，有的依然保护禅师，也有的始终守口如瓶。而荣道，名誉扫地之后，古稀之年与禅学会打官司争夺养老金。如今，纽约禅堂的历史绕不开他的贡献，也绕不开他的丑闻。人们依旧在不同的场合真诚地怀念与感谢他，而在这些怀念与感谢之余，你能读出种种刻意规避的尴尬。

几乎所有的佛教寺院体系，历史上都围绕男性信众建立，没有处理男女关系的经验与先例。于是在荣道等第一代美国方丈性丑闻频出之后，许多禅寺都改为由女性方丈担任。这未必是根本的解决，但至少是一种结构上的回应。

释迦牟尼在世时，明确反对出家人的性生活，将性欲作为烦恼的根源之一。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需要在组织中避免权力结构。所以释迦牟尼创办的僧伽没有教皇、没有总部、没有中央，各地独立运作、自行组织。涅槃前，释迦牟尼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说自己所教导的法与律，将是后人的导师。他在生命的最后对弟子阿难说，“你们应当以自己为洲渚，以自己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

所以在我看来，毋庸置疑的领袖、层级严密的组织，都都背离了佛教、或者至少是释迦牟尼的初衷。权威的领袖、严密的组织，容得下贪嗔痴慢疑，却偏偏看不见空性，也对个体无益。

我想起黑塞的《流浪者之歌》里，悉达多见到了释迦牟尼，被他所打动。但悉达多决定不跟随释迦牟尼，而是走上了自己的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纷杂又归于平静的一生。也许正是这样，悉达多比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更能理解他：因为释迦牟尼也是这样，走上了只属于自己的路。

七、

道别僧众之后，我离开禅堂，与另外几个新来的人在门口闲聊，分享彼此的体验。这晚上，我感受到的是熟悉与陌生的交织。那些熟悉的禅宗元素，经由日本来到美国，我脑海中一直琢磨这些思想、符号、习俗如何跨越语言、大陆流传下来。而大部分其他人，更多是觉得这样的流程有些过于正式，让人有些敬畏。

我也慢慢了解到其他人的背景。在尼泊尔长大的女子，目前在布鲁克林当医生。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她的思绪转个不停，无法平静。追逐学业与事业多年之后转过头看见内心，想起自己曾经在尼泊尔习以为常的修行道路，打算来学习坐禅试试看。这对她而言，像是在他乡寻找故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许也是如此。

那位满身纹身的美国男子，则常去纽约另一个藏传佛教的中心，也去尼泊尔短暂修行过。几年前也来过这里，而今天带着朋友再来尝试一次禅宗的修行风格。

另一位也是三十来岁的美国男子，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上过大学。大学期间为了对抗抑郁开始学习冥想，又因为上比较宗教学课程，拜访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禅寺，第一次接触禅修。多年来他断断续续保持着打坐的习惯，也在旧金山时常常拜访旧金山的禅寺。

回家路上，我和来自克利夫兰的男子同乘一班地铁，在车厢里闲聊。我问起他的家庭的信仰，他告诉我他的祖父祖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的父母这一代已经不怎么去教堂了。牧师讲圣经故事、讲大道理、讲道德，却无法打动他，无法提供他寻找的东西。

我说，似乎基督教仍然很重教义与道理，但不似佛教与印度教，更注重让人获得直接体验。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起基督教中也有神秘体验的传统，不过似乎不在常见的教派之中。我说，也许你能从这诸多不同的流派中，找到许多部分，组成起属于自己信仰。他说是呀，这也是我这几个月在做的。

我们聊到佛教的不同分支。我说起藏传佛教的传承，如何通过活佛遗言、抓阄等方式寻找转世灵童，培养成下一代活佛。我讲得津津有味，他却似乎有些惊讶，惊讶于这样民俗和迷信的传承方式；毕竟，禅宗等佛教流派，大致是和现代科学观念兼容的。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讲得太多了，讲出了佛教之外。我发现原来自己对宗教的兴趣，许多都不是在信仰层面，而是在文化和民俗上，寻找那些包裹在宗教中的习俗和艺术。

后来和学宗教学的朋友聊天，他说起学宗教学的人有时会进入到宗教以内，以信者的身份去体会；而在宗教学里，却必须跳出宗教之外，去分析和研究宗教。我才明白，也许自己从未在佛教以内，反而一直是以文化和艺术的方式，从外部去吸取营养。

回到地铁上，我们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关于宗教与文化、民族的种种交织。可这些话题一旦说开，你就会发现，在教义上被抽离出来的信仰，在传播上与地区、血脉、身份等肉感的主题紧紧相连。说着说着，这位新认识的朋友眼神偶尔沉思、偶尔迷离，我从中我看出了自己的不信，开始担心我是否说得太多，会惊扰到一位正在追寻信仰的人。

然而，我也觉得自己并未对这些传统有所不敬；相反，我对它们喜爱超越了信或不信，也因此同时珍视这些看似不同的传统。无论科学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六祖坛经》都能惊醒梦中人，鲁米的诗歌都会是越酿越醇香的美酒，《圣经》都是力透纸背的寓言故事。历史上，这些信仰一次次被当作权力的工具，可我知道它们中间也藏着自由的种子，给被压迫者力量、让暗夜中的人们走向自己的光明。

皮尤研究中心做过一个预测，认为未来二三十年间，全球无神论者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在这快速变化和裂解的时代，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向着这些更久远的传统、更深的根，寻找安心之处。可禁锢人心的，常常是那些集结为组织、凝结成权力的信仰；而解放人心的，常常是从这些组织中取回，又重新打散、赠与个人的精神力量。这两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那条线，在惠能南渡的路上，在马丁·路德钉在教堂门上的告示里，也在悉达多离开释迦牟尼的那一刻。

地铁到站了。夜晚的纽约灯红酒绿，在花枝招展的人群里我们显得格外安静。我们彼此祝愿，然后道别，我在心里希望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没有说出口的话，随我们消失在各自的夜色中。

tldr: 这周末的纪实戏剧演出，和一个用来理解音阶的网页应用。

最近因为给表妹的毕业作品帮忙，时隔十四年后，又要做戏剧了。不过这次不导也不演，而是配乐。

这是部纪实戏剧，全部台词都来自于真实的对话、活生生的人物。因为对白是真实的，就和真实世界一样无法简单干净地归类，最后的剧本也就如一张巨大的拼图，穿越时间空间、民族国家。访谈的话题从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出发，历史、京剧、陈凯歌 93 年的电影《霸王别姬》、陈佩斯 25 年的戏剧和电影《戏台》层层相叠，蔓延到政治、文化、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战争与 AI 变革，又回到受访者们各自不同的文化、国家和成长背景。

我一直喜欢全世界各地的音乐，却难以找到适合的地方用上我这大杂烩的口味，在这部戏里正好派上了用场。每个地区、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音律和节奏，用它们来描绘剧里多样的情绪，让剧情的起伏带着观众环球旅行。过去几个月我在探索蓝草、布鲁斯，琢磨怎么在大提琴上即兴、怎么把不同的音阶融合在一起，这下也派上用场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乐理知识还是不够用。

在后来成为剧本的访谈中，我也是受访者之一。访谈里，我提到了一段从未公开讲过的故事，关于我在亚马逊雨林里死藤水的经历。那段经历的情感清晰，该用什么音乐我也很明白。它让我想起西班牙的弗拉门戈和葡萄牙的法朵，有小调的忧郁，也有南欧的明朗；是伤逝又是解脱，是阳光下的悲欣交集。在大提琴上，是用吉他技法弹 G 小调，走安达鲁西亚和弦进行。

而中国京剧，主要是大调五声音阶，明亮、正派，有板有眼。大调五声音阶是全世界通用的声音，蓝草、布鲁斯都从它衍生来，可以衔接到剧中讲到美国现代生活的地方。但怎么衔接到南欧的小调，没有例子可以参考，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前段时间，我让 AI 去分析我喜欢听的音乐时，学到了一个在中东常见的音阶 Hijaz，非常迷人，我在大提琴上不停地玩。Hijaz 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能够从阴郁、紧张一路变化到升华、崇高，很适合剧中宗教、战争、和眼前正在崩坏的世界。另外一方面，Hijaz 有意思的是，它听起来有点像大调，可我的耳朵又总想让它回到比根音低五度的地方，变成小调。我感觉到，它也许就是那个能够衔接大小调的音阶，虽然还不明白为什么。

剧中还涉及美国、日本，所以我还想加入布鲁斯和日本音阶。这许多种音阶，每个根音在哪里，光靠脑子想不过来了。于是我用 Claude Code 做了个网页应用，让我能够把许许多多我喜欢的调式和音阶放在一起对比，还能调整每个音阶的根音，让我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又能如何搭配。

一旦排出来，这些音阶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明朗了。

我可以从 D 大调五声音阶开始，配合京剧部分。到了布鲁斯“走调”的感觉，时不时走走 ♭3（F）、♭5（A♭）、♭7（C），再滑回耳朵熟悉的 3、5、7。进入紧张和复杂的 Hijaz 时，再从大调五声音阶开始，把 2（E）降成 ♭2（E♭）、6（B）降成 ♭6（ B♭）、加入 ♭7（C），逗留在新形成的几个半音关系中，用半音拉开张力。

剧中其他需要的旋律也就都在 D 大调上排开了。短暂出现的《梦幻曲》、《摇篮曲》都是大调的，都能转到 D 大调上，在五声音阶之上加上 4（A♭）和 7（D♭）两个音就行。而日本民歌《樱花》，以及它引出来的五声“阴音阶”，其实就是从 Hijaz 中拿掉 3（G♭）和 ♭7（C）两个音。

等到转小调是，情绪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其实用的音上几乎没有变。这么排出来我才发现，D 调的 Hijaz，和 G 调的和声小调（Harmonic Minor）的音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根音不同；而 G 调和声小调，和 G 小调（自然小调，Natural Minor），就差了一个音。这同样的几个音，把重心从 D 移到 G 上，就重新明亮起来，进入我想要的悲欣交集的南欧风格。

当然，这些只是在理论上。因为有非常优秀的鼓手和京剧演员配合，这些衔接才成为可能。不过能把这些音阶这么排出来，我也已经很开心了。这是音乐很神奇的地方：许多东西你能通过情绪、好恶等直觉去感受，而分析、可视化出来之后才会发现，哦，原来其中的结构是这样的，原来那些直觉背后有许多复杂的逻辑与几何关系。

这个网页应用呢，用起来很简单：点击加号之后会出来各种音阶，再点一下就加入对比；点音阶上的一个音，这个音阶就把它作为根音；长按一个音阶名字，可以上下拖动、改变顺序。网页链接会随音阶和根音变化：所以如果你要对比几个音阶，把它们加好之后，直接把网页链接发给朋友，ta 就会看见一样的对比。至少对于我理解音阶之间的关系、找到相互转换的衔接方法，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演出在周五、六、日，纽约东村。欢迎附近的朋友们来玩！

1.

最近我每周都去附近一个乐器店里，学即兴音乐。

这个乐器店藏在大马路边上的背街里。傍边一家情趣用品店，橱窗里皮具、铁链衬托着丰乳肥臀，整夜闪烁着粉红的光芒。乐器店老旧又多灰，既不性感也不张扬。但情趣用品店门可罗雀，乐器店却熙熙攘攘，门里是探头探脑的小年轻，门外是抽烟聊天的大爷们。

在曼哈顿，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有点历史和故事。刚进门的墙上，贴着许多关于这个乐器店的报道，许多二、三十年前的当地报纸，里面有着乐手们泛黄的照片，有 Bob Dylan、John Lennon 等许多叫得上名字的音乐人。不过你也没功夫细看，因为一进门，就被从天花板上垂下的许多乐器占满了眼帘。木头的、金属的，牛皮的、蛇皮的，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乐器，小小的房间里几乎转不过身来。

这个乐器店卖“世界乐器”，就是各地的传统乐器 。不过这里的乐器我觉得很少会有人买，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收藏。这个乐器店已经开了快七十年，乐器店本身差不多是个古董藏品、吉祥物了。

音乐课则是在地下室，基本也被乐器占满。中间一小圈椅子，一头有一个挤在一堆乐器中间的微型舞台和话筒，在每周开放麦时使用。每次上课，五六个吉他手挤在这里；以及我，抱吉他似的抱着大提琴，摸索怎么把大提琴当吉他弹。

2.

我喜欢世界各地的即兴音乐。来纽约之后，有时带着五岁的儿子，有时自己，去探索一些奇怪的地方：哈莱姆黑人教堂里的布道，布鲁克林集市上的民谣，印度教神庙里的颂词。这些地方都留着一些即兴音乐的传统。

然而我喜欢听的，和我自己能玩的，却一直对不上号。

从小时候我学的乐器是大提琴。大提琴学习曲线陡峭，需要花上许多年，才有像样的音准和音色。说是先苦后甜，但糟糕的是，我从十几岁时喜欢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中，鲜有大提琴的身影。再后来喜欢的蓝调、布鲁斯、非洲/古巴音乐，最重要的乐器也大都是吉他和钢琴。

吉他和钢琴的可玩性很高，音准和音色基本都是固定的。不像大提琴，什么都需要依靠手指。它俩也都是和声乐器，吉他同时有六根弦可用，钢琴则有十个手指。玩吉他和钢琴的人很多，积累了很多技法和学习方法。其中有许多适合即兴的套路，比如如何同时演奏和弦和旋律，如何给一个明晰的旋律加上和声变奏。

而大提琴呢，基本只活跃于古典音乐中。在古典音乐里，如果不学作曲的话，其实只学了演奏：谱子写好了，你照着拉。而且，古典音乐中大提琴是旋律乐器，很少用到和弦。我试着在琴上说出快乐或悲伤，却如婴儿咿呀学语，没有适合的词汇；那些我喜欢的旋律，仅用大提琴拉出来，又很单薄。不过我也明白，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天资平平。有那么几个大提琴手，Rushad Eggleston、Stephan Braun、Vincent Ségal 这些，就能把大提琴玩出吉他、贝斯、鼓的味道，用到不同的风格里。我天分不够，但兴趣还在，于是也不愿就这么止步不前。

许多年来，我自学了吉他，也自学了一点钢琴。补上了和弦、节奏、弹唱，也补上了一点乐感。但在吉他和钢琴上，我还是无法找到和大提琴的亲近。童年的训练里，手指和声音却有种熟悉，那种让内心和音符能够联通的熟悉，很难在成年后重新培养。所以我兜兜转转，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我带着儿子去布鲁克林的一个大教堂里，参加一个民谣音乐节。颇受年轻一代支持的新市长 Mamdani 刚当选，台上台下的人们都带着庆祝的喜悦。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哥特式的穹顶上洒下一抹一抹的彩虹；穹顶下的舞台前，孩子们在地上打着滚、转着圈。古老的教堂和鲜活的民谣交织在一起，让人觉得安心，也让人感概时代的变迁。

这是个蓝草音乐节。蓝草音乐主要发源于美国东部山区，受到更早的苏格兰、爱尔兰民歌影响，又混合了同时期的蓝调。歌曲大都是悲伤的主题，爱人变心、亲人离世、生活困苦之类，但同时节奏快、曲式明亮，又土又欢腾。基本都是 1、4、5几个大调和弦，加上五声音阶，老少咸宜，谁听多了就想要哼上两句。

我和一个吉他手聊天，得知他在带一个蓝草音乐的即兴课程。聊着聊着，原来地方就在我家楼下。我突然来了兴趣，问他，要不我拿着大提琴来跟你学即兴吧。我有些半开玩笑，因为蓝草音乐有吉他、班卓琴、小提琴、口琴，却从没有大提琴；整个音乐节无数的乐手，就是没有一把大提琴。不料他也觉得很有意思，毕竟是没试过的事情。课程已经开始一周了，不但他说，来吧！一起试试看怎么搞，我自己按需取用，看什么技法能够用在大提琴上。

于是，我开始去楼下的乐器店，带着大提琴，和一群吉他手学习蓝草曲子。

当我在大提琴上摸索着怎么变调、怎么扫弦、怎么弹 walking bass，一面有些别扭，一面也有些释然。这些在吉他很简单的东西，在大提琴上却有很多额外的麻烦。在这么多年兜兜转转后，回到了最熟悉的乐器上，去摸索她的表现力。这些兜兜转转，仿佛一场接受自己的漫长旅程。接受自己特别的地方，再重新朝着想去的出发，费力而安心。

3.

对于蓝草音乐，我原来并不感冒。民谣与街头小食一样，会演变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刚尝起来会觉得过于浓郁。蓝草音乐有种浓郁的土味，歌里有求爱的咸湿、牢狱的困苦、离乡的无奈，直白又接地气，只是接的是一种我不熟悉的土味。

不过学会了几首之后，抽出和弦和旋律的骨架、放慢节奏，这些歌开始让我觉得熟悉，甚至想起了好些中文民谣。大调五声音阶，1、4、5 三个和弦，确实是全世界都熟悉的词汇。

蓝草音乐里的许多经典，与许多其他传唱的民谣一样，作者大多已不可考。即使可考的，人们也不太记得住，毕竟风格相似、没有什么个人特点。于是曲谱里，这些作者变成了同一个人，英文名“traditional”，中文名“佚名”。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这些简单元素的组合挺有限的，一个动人的旋律挺难得的了，谁第一个唱出来的不那么重要。人生的爱恨情仇就那么几样，这些简单的元素组成了共同的梦，全世界许许多多成为佚名的人，填上自己的那一程。

最近学到的佚名歌曲里，有几首唱锤子，那种凿石头的大铁锤。这是一类歌曲，背景都是美国修建洲际铁路，许多不同程度被迫劳动的黑人（以及华工），冒着生命危险修建铁路。都是劳动歌曲，都是蓝调。

这些歌中，许多都提到一个叫约翰·亨利的人。即使没有直接提到他，也会不同方式影射他。

约翰是个打孔人，负责用铁锤凿石，放炸药、开隧道。修建铁路的时期也是是蒸汽动力逐渐普及的时候，刚刚出现了蒸汽打孔机。约翰和他代表的打孔人不甘自己被机器取代，也不相信机器会超过人类。于是好事者们组织了一场比赛，约翰对蒸汽机，看谁打洞、开隧道更快。约翰与队友竭尽全力，最终赢得了比赛。但约翰则因为过度劳动而心脏衰竭，倒在了自己的铁锤前。

这故事是真是假，约翰生平如何，都不太可考。但他流传在民间故事与歌曲里，许多地方都竖起了他的塑像；许多地方都声称有他修建的铁路，或者声称是他的家乡。放在今天，早已不会再有人以肉身挑战工业的伟力，约翰显得可笑。但他大约代表了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一种愚蠢的固执。与人自己有关，与放不下的尊严有关。

现在这些老故事，还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一首歌里唱着：放下我的铁锤，放下这曾经杀死约翰的铁锤；它曾是这条铁路上最快的锤子，但它不会带走我；我要回到山里，回到故乡，去见我心爱的姑娘。

在苹果开发者的页面里，代表开发与生产力的图标也是锤子。在软件开发中，这个图标很常见；一群开发者协作，就如一群铁匠共同捶打一件铁器。每当我再看到锤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歌，想起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智力工作者，如今面对人工智能的伟力，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选择。工业革命是新的一轮了，人却还是那样，依旧的悲欢离合。

我现在写代码，几乎全部用 Claude Code 了，因为它真的太强、太快。看似我在驾驭它，其实我也在和它赛跑。它没日没夜地工作，从研究、设计到实现，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出入自如。而我需要理解它设计的逻辑，去检查、梳理和磨合。Claude 的 context window 一直在增长，能够调用的工具越来越多，我却一直只有这么大的脑子，和十颗手指。它没日没夜，我就只能废寝忘食。我没有像亨利一样与机器比试；但其实和机器合作，从结果上，依然是在和机器赛跑。

所以我常常想到亨利的故事，而且我也挺能理解他的。我觉得我们也应当如亨利一样，为自己的智力、体力或任何其他能力而自豪。生下来有腿我就要撒丫子跑，有嗓子我就要放开嗓门歌唱。

而约翰·亨利故事里的教训是，这些能力不需要和机器比。它们不需要有用、不需要变成生产力、不需要变现。抛开有用、抛开生产力，剩下的才是值得放不下的尊严。我想我们早晚会明白这一点的，正如今天不会再有人和机器比拼力气，但所有人都会为了健康、美观或者娱乐去锻炼和运动。只是还卡在了工业革命中的我们，把机器当成标杆，忘记了标杆只能是自己。

当说起 AI 会带来的失业浪潮和财富不均时，许多人会提起 UBI（全民基本收入）。先不说 UBI 在政治上是否可能，我倒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会先有一道坎。和亨利一样，从学校到工作，从应试到求职，我们并不知道一身腱子肉，除了凿石头之外，还能做什么。

UBI 不好实现，不过这个坎却是每个人可以去迈一迈的。这大约是动荡年代的必备素质：不需要自己有什么用处，就能好好活着。也许智力、脑力、创造力，终究会和体力一样，绕上一个大圈之后，再回到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自己。

各种形式的创造，大概也都先是为了自己。所造之物从来都只是一层目的；而更关键的一层，是创造者自己。创造让你走上一程路，成为新的自己。一些活的东西，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这个世界是否变化，你就已经变化了。

而我现在，抱着沉重的大提琴、挤在狭窄的乐器店里，也不再担心能否玩出吉他或者钢琴能演奏的那种音乐了。

1.

最近一面惊讶于 AI 的进展，一面又意识到许多看似的新的场景与想象，都在历史上出现过。

去年 LLM 刚进展到能够模仿任何一个写作者的风格和思维模式时，许多人在转乔布斯1985年的一段演讲。 视频里还是个年轻人的乔布斯，讲起他对个人计算机未来的想象。乔布斯口中的计算机像一本超级书：未来的亚里士多德如果将一生的写作记录其中，他死后人们还能随时把它从口袋拿出来，问它眼前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会如何考虑？

那时我正好在尝试这个新的窍门，让 AI 载入某个人写下的文字，去成为那个人，然后问它某个问题。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提炼某人的观点，也能让我看到许多靠自己想不到的视角，对于我来说很新颖。可四十年前的乔布斯，仿佛已经在梦想这一切了。乔布斯并不是个特例；他的想象代表了个人计算机革命中的时代精神。

诸如此类许多零散的信息，让我觉得许多思维模式、许多跨越几代人的梦想，都交汇在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那几十年。于是找来关于这段历史的 Tools for Thoughts 来读了一遍。

2.

Tools for Thoughts 出版于1985年，作者 Howard Rheingol。对于信息技术的进展，1985年可算是老掉牙了。但读起来却意料之外的精彩，也意料之外地切时。一方面是作者功力了得，里面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个人计算机革命是个历史转折点，许多后来继续扩大的范式都在当时扎下了根。

比如找 AI 做心理咨询这件事。许多人都会找 AI 聊个人问题，梳理心事，倾诉感情，理解自己；我也不例外。这似乎是个很高级的功能：AI 不仅得像人类一样同理我，还得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帮我剖析内心，并获得我的信任。

但其实这事出现得很早。1966 年的时候，Weizenbaum 写了个软件，起名 Eliza。Eliza 的逻辑很简单，你和它说什么，它会简单作出反应，然后把你说的话重新组成问题，拿来问你。比如你说你和男朋友吵架了，它会说，它为你感到难过，然后问你，为什么和男朋友吵架了。

这其实正是许多心理咨询的套路。Weizenbaum 写这个软件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叫 Carl Rogers 的心理学家，他的思路就是通过开放式问题鼓励被咨询者讲出自己的故事。但是 Weizenbaum 没能想到的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就能让人上瘾。他发现自己的秘书、学生，MIT 的黑客们，都沉迷于和 Eliza 聊天，掏心掏肺地讲出自己的心事。

这没有让 Weizenbaum 惊喜，反而让他非常警惕。他坚信工具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不能将工具视作目标。把同理心用在 Eliza 身上，把它当人看待，是种危险的幻觉。更进一步，Weizenbaum 觉得在 MIT 、斯坦福和伯克利蔓延开来的黑客文化，也是种危险的幻觉。这些黑客们没日没夜地在机房里呆着，不洗澡也不好好吃饭，就知道想尽办法攻进服务器，然后捉弄别人、捉弄用户。这是种沉迷与自恋：这些黑客们迷恋自己高超的智力和小圈子的恶趣味，计算机这面镜子成了他们幻想的绝佳载体，让他们越陷越深。

Weizenbaum 的看法也许能代表圈外大众的视角，但当时大众其实对萌芽中的计算机圈子和黑客圈所知甚少。在圈内 Weizenbaum 算是异类；包括 Minsky 在内，许多人都认为，这些头脑灵光又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正在创造未来，以后也会继续改变世界。而这个社会对待而他们，就像过去对待艺术家们一样，容忍他们邋遢的生活和古怪的趣味。

3.

这背后的大背景是，许多计算机革命早期的参与者，都认为计算机能够极大提升我们的智能，并受到这个前景的鼓舞。理解和增强自己的思想不是自恋，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也是让人更加成为人的途径。第一篇把计算机革命的潜力讲清楚的论文，是时任电气工程师的 Doug Engelbart 写的，标题就是 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增强人类智能：一个概念框架》）。

Engelbart 自己深受同时期语言学家的影响，认为语言文字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他推论，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文字类信息，决定了个人乃至社会的智能和技术进步。Engelbart 同时明白处理器技术的飞速进展，于是将提升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作为了自己的个人志业。这个个人志业，刚好撞上了 Sputnik 时刻，也撞上了 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Sputnik 是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也是第一颗成功上天的人造卫星。一直作为领头者的美国社会突然有了技术进步上的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变成了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支持，促成了 ARPA。计划局的人被 Engelbart 的论文打动，支持 Engelbart 成立 ARC（扩增研究中心），致力于计算机技术。

ARC 成为了一个非常前卫、极具创新性的实验室。比方说，1968年时 ARC 已经在实验用多种媒体和交互模式协助会议，让人们在开会时能够共享笔记、视频及其他媒介；在这场被称作“所有演示之母”的演示里，人们第一次看见了视频会议、协作实时编辑、超文本、鼠标、窗口等许多影响深远的概念。ARC 不光对计算机技术做出了很多贡献，也培养了许多后来引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先驱。

但也许是因为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Engelbart 和他的 ARC 尽管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但最后却与“个人”无缘，很大程度上在个人计算机革命后被世人遗忘。早期的计算机并不“个人”；它们庞大而笨重，放置在机房中，用户通过终端连上这些被称作 mainframe 的大型计算机。

从 Engelbart 的角度看来，增强人类的智力，落脚点在于组织上：怎么让一个团队更好的理解和决策。所以 ARC 面对的主要场景是办公室，主要客户是公司。ARC 前沿的设计，只有大型计算机才能满足，也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

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分水岭也许出现在 PARC 的建立。这个实验室由生产复印机的施乐公司（Xerox）建立；施乐营收颇丰，有余力建立一个实验性的团队，去试探刚刚成为可能、但还能力很弱的个人计算机。

个人计算机在概念上是一次飞跃：计算资源不再放置在远方的机房，而是在你的桌面上，连着你的键盘。它也许能力还很弱，可对于黑客们来说，这也瑕不掩瑜：毕竟，从硬件到软件，这台计算机里的所有东西你都能拆能改。正是这种自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让个人计算机解锁了许多个体的创造力。

于是许许多多在 ARC 成长起来的才华，陆续离开 ARC，加入了 PARC。在大型机时代探索出来的结构与模式，也被移植到了个人计算机中。

比如计算机网络。人们一开始就明白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辅助个体思考，ARC 也开始探索计算机如何能够辅助个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然而网络却是以更加有机的方式生长起来的。在大型机中，许多用户共享同一台电脑，于是人们逐渐探索出了邮件协议，来共享资源。闲聊也变成了自然而然的延伸：同一个大型机的用户们，在一个公开留言板上给彼此留言，形成了最早的网络社群。

ARC 与 PARC 的阶段，是型塑个人计算机的关键时期。此时计算机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化，使用计算机的人大都是研发计算机的人。我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看见过类似的情况，不管是音乐、建筑还是开源软件，在那些生产者与消费者重合的时候，人们创造的系统最能够有机地演变，超出单个设计者想象、成为更贴合人性的形态。

所以当 PARC 决定建造个人计算机时，经历过大型机时代的研发者们明白，自己想要用的这个铁盒子，得不仅是计算盒子，也得是通讯盒子。于是在 PARC，与第一台个人电脑 Alto 同时出现的，还有以太网。从一开始，使用者们就想把计算机就既当作电脑，也当作电子神经，把彼此连成一张网，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共同心智。

4.

虽然计算机没有如 ARC 早期许多设想那样，有结构地、可设计、可控制地增强人们的心智，却也以自己的形式冲向未来。后来的几十年，互联网、搜索、社交媒体、远程办公、再到现在的大语言模型，纷纷生长。这些生长的方向没那么像 Engelbart 对增强智识、协助独立思考的期待，倒是更符合 Weizenbaum 对依赖和幻觉的警告。生成式 AI 带来了无数种满足幻想的方式，每一种都比 Eliza 更让人沉迷。

Tools for Thoughts 里还描绘了另一个个人计算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Alan Kay。Kay 倒是认为，幻想与创造力本来同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也是让人更能够成为人的方式。幻想很重要，而计算机最大的潜力，是成为承载我们幻想的媒介。

Alan Kay 是个传奇的设计师与计算机科学家，奠定了苹果、微软、迪士尼等许多公司交互设计的基础。每次看到他的设计，特别是他实验性的作品，我都会惊叹他透彻又独特的视角。Kay 曾深受 1967 年 LOGO 项目的影响；这是 Seymour Papert 等人做的一个游戏 ，让小孩子边玩边学会以简单的规则给一只乌龟编程。在那之后，Kay 的设计似乎都在试图让计算机成为一种新的读写媒介：人们不只是使用它，而是通过它来建立和表达自己的思维模型；就像印刷术不只是让人读书，还让人写作一样。而且，要让所有长大了或者还没长大的孩子们，都能够学会。

Kay 所追求的幻想，与 Weizenbaum 所提防的沉迷，有本质的区别。在书中，他提到什么应当被计算机自动化：你不该去自动化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喜欢弹琴，不要去让计算机弹琴，而是去做一种新的琴；如果你喜欢画画，那就不要让计算机去帮你画画，而是去做一种新的颜料。

2013 年 Alan Kay 接收时代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一直以来设计的目标，是将计算机这种媒介变得“创作与消费的对称”：让人们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也是主动的创作者。而他对自己参与和见证的个人计算机发展历程，最惋惜的地方就在于计算机更多地成为了被动消费的工具，而不是主动创造的工具。

我猜 Kay、Weizenbaum 及许多计算机技术先驱，对今天的生成式 AI 会更加惋惜。那些被动的消费，甚至能够包装成为创造：一句 prompt，就能给你生成文章、图片、视频和音乐，不经过你的脑子，还让你误以为自己在创造。负责分发内容的算法， 则不知疲倦地学习着如何攫取内容消费者的注意力，让我们浑然不觉的地产出信息，又浑然不觉地吸收信息。

然而 AI 又确确实实地有用，确确实实地强大。这才没几年，许多人的日常工作已经离不开它了。也正因如此，所有人都在思考 AI 会取代什么工作，又在推测什么能力、特质又不可取代。Alan Kay 的提醒是另一个视角，也是个更好回答的问题：对于人来说，常常最擅长做的，也是最喜欢做的。有好恶这一点，就已经是人和机器的本质区别了。

不管是 Kay 还是 Weizenbaum，试图坚持的，都是将人作为目的，而非机器。去创造的是人，变得更强大、更自由的也应当是人。可当机器能够创造，也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比人更加强大时，人就需要理解自己，还值得进行的创造、还值得追求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此时，喜欢一件事情的内驱力，其实对应了什么样的创造会持续有意义、有价值。我喜欢写作，喜欢的是将自己的思路树立下来的过程；所以我可以让 AI 帮我查资料、提意见，但不能让它去写。我喜欢音乐，喜欢的是将音乐内化于自己；于是我让 AI 教我乐理、计划练习，但不能让它去作曲、演奏。我喜欢写作软件，喜欢的是理解我们身处的信息系统和设计出好的工具；于是我可以让 AI 写代码，但不能让它替我理解和设计。

这种喜欢，里面包含着对心手合一的无尽追求，和路上的困苦。这种困苦，是主动创造的前提，是创造的喜悦的一部分，也是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标志。而当一切创造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化时，不管是工具设计者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需要重新理解这种苦乐参半的热爱的价值。

晚上读完书关上灯，多多不肯睡，说还想读。我说，要不，我们来编故事吧。多多说，好呀！于是我们编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叫《蓝海螺》。等多多睡着，我赶紧爬起来记下来。

从前有一只小熊，和外公一起住在一个小岛上。

有一年过年，外公问，小熊，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小熊说，小岛上就我自己，也没有其他孩子和我一起玩。要是有什么办法，不这么孤单就好了！

外公想了想，说，我听说呀，海平线的那头，有一座全是礁石的小岛，小岛上有一只大大的蓝海螺。如果吹响了蓝海螺，就再也不会孤单啦。

外公指了指码头上的船，你看，你现在长大了，也也会开船了，那天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挂起帆，去找蓝海螺吧！不过你要记住，你要给路上遇见的每一个动物讲蓝海螺的故事，这样，他们才能给你指路。

于是在一个晴天，小熊在船上装满爱吃的玉米，满怀期待地挂上了帆，启程开往海平线。

开了很久之后，小熊路过一座小岛。小岛上有小溪，小溪边有一只长颈鹿，正在费力地岔开四条腿，低头喝着水。小熊停下船，说，你好呀长颈鹿！我还要继续去海平线的那头，我可以在你这里装一点水，在路上喝吗？

长颈鹿说，好呀，我来帮你，我有长脖子可以把水桶吊到船上。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去海平线的那头做什么吗？小熊说，我去找一个蓝海螺，等我吹响蓝海螺，在我的小岛上我就不会再孤单啦。

长颈鹿说，听起来很神奇诶！在我的小岛上，也只有我一只长颈鹿，我也想和你一起去，吹蓝海螺。小熊说，太好啦！来吧，我们一起去找蓝海螺吧。

过了很多天，小熊和长颈鹿看见远方黑压压的一片风暴，不知如何是好。正好看见两只嬉戏的海豚，于是小熊说，海豚海豚，你们好！我们想要绕过这片风暴，去到海平线的那头，该怎么走呢？海豚们说，可是你们要去哪里呢？小熊和长颈鹿说，我们要去一座全是礁石的小岛，小岛上有一只大大的蓝海螺，如果吹响了它，我们就都不会再孤单啦。

海豚们说，我们没有听说过蓝海螺呢，不过如果你们要去前面那座全是礁石的小岛，我们知道怎么走。我们也想看看这个神奇的海螺，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小熊和长颈鹿说，太好啦！来吧，我们一起去找蓝海螺吧。

过了很多天，小熊、长颈鹿和海豚们路过了一个满是青草的小岛，上面有两只野牛在打架。它们在船上和野牛们挥挥手，说，野牛野牛，不要打架啦，你们想吃好吃的玉米吗？于是野牛们停了下来，吃起了香甜的玉米。吃完之后，小熊、长颈鹿和海豚们说，我们可以带一点青草走吗，这样我们在路上就有青草吃啦。野牛们说好呀，于是搬了一捆青草放在船上。

放完之后，野牛们问，那你们要去哪里呢？小熊、长颈鹿和海豚们说，我们去找一个蓝海螺，如果吹响了它，我们就都不会再孤单啦。野牛们想了想，说，我们也想看看这个神奇的海螺，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小熊、长颈鹿和海豚们说，太好啦！来吧，我们一起去找蓝海螺吧。

过了很多天，小熊、长颈鹿、海豚们和野牛们路过了一个全是泥巴和水塘的小岛，泥巴上趴着一只犀牛，看起来很难过，见到他们来了也不说话。小熊、长颈鹿、海豚们和野牛们说，犀牛犀牛，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也不和我们说话？犀牛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其他动物了，我已经快忘记怎么说话了。

小熊、长颈鹿、海豚们和野牛们说，我们去找一个蓝海螺，如果吹响了它，我们就都不会再孤单啦。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这样你也可以吹响蓝海螺！犀牛愣了愣，说，好呀，我和你们一起去。

过了很多天，小熊、长颈鹿、海豚、野牛和犀牛路过了一个满是椰子树的小岛。小岛上有一只河马，衔着一颗椰子，在地下打滚，嘴里哼哼。小熊、长颈鹿、海豚、野牛和犀牛问，河马河马，你为什么在地下哼哼呀？河马口齿不清地说，因为椰子卡在我的牙齿里啦，我想把它拔出来，可是我拔不到呀。于是小动物们齐心协力，帮河马把椰子拔了出来。

河马说，谢谢你们！我送你们好多椰子吧，这样你们在路上就不会饿也不会渴啦。不过，你们要去哪里呢？小熊、长颈鹿、海豚、野牛和犀牛说，我们去找一个蓝海螺，如果吹响了它，我们就都不会再孤单啦。河马说，我也很想去，也许我也可以吹响蓝海螺，这样我就不会孤单地卡住椰子了。小熊、长颈鹿、海豚、野牛和犀牛说，太好啦！来吧，我们一起去找蓝海螺吧。

小船航行了许多许多天，经过了风暴和海啸，路过像山一样大的章鱼，穿过冰雹、有穿过彩虹，小动物们在船上度过了许多晴天和雨天，经历了许多困难。很久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地平线那头全是礁石的小岛。

可是他们在小岛上找呀找，找遍了所有的礁石石缝，所有的贝壳所有的海星和所有的岩洞，都没有看见蓝海螺。小熊想，也许是外公搞错了，没有人听说过蓝海螺，外公也没有来过这里呀！可以是，这么多朋友都为了找蓝海螺，一起来到了这里，结果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小熊难过地哭了。

其他动物们也很难过，因为他们看到小熊走了这么远，却找不到想找的蓝海螺。他们轮流拍了拍小熊，对他说，没关系的，也许蓝海螺会在其他地方呢。你回去再问问你的外公，也许的确是他记错了。我们会陪你一起回你的小岛的，这样路上你就不会难过啦。小熊擦了擦眼泪，点点头。

于是又多了许多许多天，经历了许多许多风暴和彩虹、晴天和雨天，小船回到了小熊的小岛。小熊从船上下来，抱了抱外公，说，外公，我到了全是礁石的小岛，但是我没有找到蓝海螺，会不会是你记错了呀？

外公看着小熊身后载满朋友们的小船，小船在橘红的夕阳下，映着蓝色的波光，挂起的帆仿佛像一只海螺。外公指了指小船，对小熊说，我想你已经找到了蓝海螺了呢。

小熊回头看了眼小船，紧紧地抱住了外公。

离开红杉林继续向北，俄勒冈的海岸线在眼前展开。人烟更稀少了；海岸线上无尽的开阔与荒芜，时不时一座孤独的灯塔。

越过俄勒冈，我们进入华盛顿。太平洋西北地区，乌云多了起来、阴天多了起来，河流和滩涂也多了起来。路过大桥、路过卵石滩，也路过一片片湿地，一眼望不到边。湿地里蓝绿色的草甸连片，大地仿佛是只毛茸茸的巨兽，匍匐在水中，蜿蜒到天际。

这里和加州北部一样，地处西风带，吹拂着太平洋来的风。山脉将风中的水汽抬起，化作云雨。地球昼夜不息地向东，赤道的信风不停地向西。信风的两侧是西风带，反过向东，从大海吹向大陆的西海岸。在西风带的高纬度，还有高速气流，从热带流向两极，在平流层形成一条条高空中的河流。一条叫“菠萝特快车”的大气河流，把水分从盛产菠萝的夏威仪，一路送到华盛顿州，变成了冬天的阴雨绵绵。

此刻是盛夏，海风温暖，我琢磨着海风中有没有菠萝的味道。哪怕是盛夏，卵石滩的青灰色、草甸的蓝绿色，在阴天里也有些冷冽。日升月落依旧，无尽的公路在乌云下铺开。只是太阳沉入海中时，夕阳不再毫无悬念地灿烂。偶尔金色的余晖从身后打来，一路染红到天际，反倒让我格外振奋。

漫长的旅途中是需要这样的振奋的。旅途中有许多意外，天气、路况、车况，也有许多劳作，扎营、生火、做饭。这些疲惫让我变得麻木，而麻木消弭在这广阔天地中，竟有种奇异的安详。开车行驶在路上，车后的家人们睡着了，我深吸一口气，在麻木的脑海中撑开了一条缝隙，透出平静的天空。握紧方向盘，瞥一眼左手边的大海。烟波一望无际，半行海燕，半排浪，时光就这么凝固在黄昏里。

不过大部分时候，坐在副驾驶的妈妈会努力醒着，和我聊天。

五年前，妈妈从大学退休了。当了几十年的大学老师，谈话里依旧全是学生们。我听她说着，那些刚上大学的青涩孩子们，如何一步步走上社会，走上自己的路。妈妈细数着的几个学生，都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她说着，自己如何帮助他们走出自卑、自负，如何解开心里的郁结。而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学生还和她保持着联系。那些异国他乡的礼品和消息，是她节假日里的温暖。

时不时地，妈妈也提起职称和评估、科研和发表文章，那些大学老师需要做的“本职工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学，对学生的帮助和教育，都不是评估体系中对教授们的要求；然而我明白，一直到现在，这些才是她作为老师的骄傲与寄托。她在意的甚至不是学生的学业，而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更舒展、自在和善良的人。

妈妈提起了几次“善良”。我问，她看着长大的那些学生们，还有与她同时经历人生的同学和同事们，什么样的人走上了什么样的命运。她想了想，说起许多不同的人生故事。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一直笃定地要证明自己，最终当上了校长。他同寝室的男生，出生在大城市，受同学们羡慕，但自己无欲无求，最终也游离在这架权力机器之外。一个发奋要当高官的同事，不惜贷款打点关系，最终在中央做到了高层，却不免在卸下防备时倒出一肚子苦水：自己把下属当走狗，那自己也就得给更高的官当走狗。于是那些羞辱与嫉恨，生生不息地成为欲望的燃料，铸成权力永无止尽的路。

也许这世界从来都是这样，大多人的愿望都会实现，我说。求仁得仁，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心里种下了什么愿望，不知道愿望实现的代价又是什么。

其实我想问的是，我接着说，是不是那些善良的人，往往会有更少的机会，而这个社会的资源与权力，更容易倾斜给不择手段的人。美国似乎是这样的，大概也是开放竞争的公平结果吧。这几十年，你看见一批批在中国走向社会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吗？

妈妈说，也许是的吧。那些真正想要达成目标、不顾一切的人，确实更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吧。然后我们沉默了一会。我知道这样大而化之的问题，并没有答案，能够表达的只有自己的情绪。

一会过后，妈妈说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材生，年纪轻轻就在学术上有了不错的成绩。她不擅长拉帮结派，不会搞关系，但有时在权力斗争中，反而因此获得了不同派系的信任。不过，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她都没有去争取更高的位置、更多的权力。妈妈说，这么多年，我仿佛一直在自我边缘化。语气里，我分不清是惋惜，还是释然。

我想说，也许因为对你更重要的，是尊严和自由。我想说，也是一次次这样的选择，才成为了你，成为了部分的我，成为了我们短短一生中许多值得的时光。但我没有说出口。也许是从青春期残留的疏离，也许是和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一样的不善表达情感。那些善意、理解和爱，总是宿命般地留在不言中。

窗外灌丛与草甸交替掠过，远处的山丘和麦田徐徐展开。车里的音箱放起了腰乐队的歌，我告诉妈妈，这是首我在大学时爱听的曲子。这几个云南三线小城市的中年人，组了个自我边缘化的乐队。但他们多年前唱出的句子，让远渡重洋的我依然记得。

当通往大结局的路啊 正踏平所有的祖屋和田野
快拿出力量 去桃李芬芳
去社会栋梁 去掀起权力财富的巨浪
去担负起 自家的兴亡

去变成大人和大人物 变成一个
只有钱才可以影响到情绪 的臭傻逼
你大概会挂得很无奈 但是对于亲友团的颜面
以及统治阶梯的审美观 算是有交代

麦田从远方来到了眼前，把我们包裹在一片无垠的青翠中。妈妈含蓄地问起我对未来的打算，我的职业规划。我说看着远方再次成为旷野，说，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还没走过的路，该从何规划起。我想，她是担心我在这陌生的土地上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又不知该如何问起。而她的儿子，在另一片国度、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生活里，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归宿。

离开家许多年后我明白了，要获得权力、财富和名气等东西，最重要的是对于它们的欲望；而我，尽管有时会羡慕那些笃定执着的人，却没有那燃烧的欲望，始终散漫着。有那么一刻，一种孩子气的愤懑涌上心头，对世界、对自己，对在我之前就自我边缘化的父母。我想问妈妈，那些你坚持的善良、尊严和自由，在你看到一代代学生步入社会之后，你后悔过吗？也许我想问的，是关于我自己；然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问起。

车厢后面，妻子一边在给女儿哺乳，一边和儿子唱着《送别》，清脆的声音穿过引擎的轰鸣声传到驾驶舱。如今轮到我，已身为父亲的自己，去想象儿女以后的人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这流沙般变化着的世界里。和我父母一样，去希望他们自由和幸福，不被身外之物所裹挟。去希望他们，在人群中、在旷野里、在千百种幻象间，追寻又失去，而永远有一个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一次次地放下，一次次地出发。

我也只能希望。因为对于他们生活的未来，我一无所知，也永远不会抵达。也许某一天，我的希望也会变成他们的愤懑；也许某一天，我也会同样徒劳地担心着，他们在这世上的位置。等到那一天，我会再次不知该如何问起。可能我们从来能做的，只有自己多一些勇气，并希望身边的人也因此多一些勇气。

绿油油的麦田之中，溪流蜿蜒。我想起温德尔·贝里，那个一生关心粮食和大地的诗人，写的一首短诗：

也许当我们不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才来到真正的工作前
当我们不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们才踏上真正的旅程
未曾困惑的心智不曾真正运转
受阻的溪流才会歌唱

不知该往何处去时，脚下的大地，就成为了此刻该在的地方。真正的旅程里，劳作会有、美景会有，陪伴也会有。

旧金山以北的海岸山脉上，常常能看见巨大的海岸红杉。这些世上最高的树，暗红的树干，深绿的树叶，于不经意间从路边升起，指向天空。

接近洪堡红杉州立公园时，我们拐下高速，顺着一条叫“巨人大道”的小路，径直开进了红杉林。穿梭在巨人的脚下，硕大粗粝的树根在车窗外掠过，我放慢速度，摇下车窗。天上细叶婆娑，细碎的声音让林子显得更加安静。

小路弯弯曲曲，爬过山丘，越过小河。我们在找洛克菲勒森林，一片最大的、未被破坏的海岸红杉林。

一下车，双脚就踩上了红色、松软的大地。大地是层层叠叠的树皮，降解成了细细密密的地毯，每一步都搅动起杉木的味道。头顶枝叶遮天蔽日，四周巨树笔直，如教堂里的立柱，撑起开阔的空间。有光柱穿过枝叶，穿过林间的薄雾，把林下静默的蕨叶打得透亮。倒下的树干高大如房屋，嫩绿的新枝从半朽的树干上兀自长出，依旧指向天空。林冠层上掉落的粗枝，卡在了树干上，重新与树干融合，像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生命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汇成这一棵棵立柱，和这座生的圣殿。

这条南北四百多英里的狭长地带，是海岸红杉最后的生境。湿润的海风吹向大地，海岸山脉将海风抬起，成为降雨。充足的雨水、充足的阳光，让红杉在两千年的寿命中，笔直而持续地生长。但海岸红杉的保护区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切割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区域，散落在山脉间。破碎的生境背后，是近两百年来许多力量的拉锯。

原先居住在这里的，是那些崇尚平等的加州原住民。在当地人的信仰中，红杉是神圣的。人们无法砍倒红杉，只能从倒下的树干中取材，筑屋、造船、生火。红杉木轻盈而耐腐蚀，木纹笔直，是建造房屋的好材料。一直到两百年前，这一片区域没有欧洲移民踏足，人与自然的关系千百年来几乎未变。

1850年，附近的小镇上发现了金矿。此时，加州淘金热已经开始，美国本土的欧洲移民后裔，加上从欧洲、夏威仪、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新来的掘金者，已经大批涌向了加州。红杉林金矿发现后，淘金者们掉头北上，来到红杉的脚下，并在加州政府的支持下，屠杀、强暴、奴役和驱赶当地居民。这仅仅是当时遍布加州的大屠杀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经历的人们则是灭顶之灾。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杀戮、疾病和同化，大一点的部族，比如 Yoruk 人，失去了75%到95%的人口，而小一点的部族，比如 Chilula 人，则完全消失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掘金热慢慢退潮，矿业公司把目光转向红杉。最开始，人们用手锯和斧头，花费几周时间锯倒一棵红杉，然后用牛车将杉木拉到河道和铁路。等到蒸汽机车和柴油车技术成熟，为了让机器们进入山地，人们开始皆伐，砍倒路上所有的红杉。于是成片的红杉林倒下，成片的山头变为荒原。在机器的轰鸣中，那旺盛的生命力，再无法从地下涌起。

也许不管是任何时代，在红杉林里静静待过的人都能明白，这些巨大生灵的意义，远远不止它们身躯所对应的经济价值。到了20世纪，许多见过红杉林的人，开始以各自的方式为保护区奔走。有画家借助自己影响力筹钱、游说，促成了加州第一个州立公园；有政客通过贷款购买私人土地，捐赠给联邦政府；约翰·穆尔等人成立的高山社，和民间组织保护红杉联盟，也开始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斡旋，寻找如何保护红杉。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到了20年代初，加州成立了五个保护海岸红杉林的州立公园。60年代，民间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科学界也逐渐明白，保护一片森林需要保护一整片流域，才能有效地停止水土流失。在各方的支持与游说下，联邦政府在68年成立了红杉国家公园，又在10年后增加了近一倍的面积。

然而想要保护的始终是少数，更普世的动力还是致富。在经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建房拉动了对木材的需求。此时上场的不再是手锯、斧头和蒸汽机车，而是链锯、柴油机和履带推土机。60年代的时候，90%的红杉已经消失了，赚饱了的林业公司游说政府，继续着砍伐。虽然有了这许多的保护区，但它们是孤岛般的避难所，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中，无法独立存活。

相较“旧大陆”许多其他地方，红杉林开发与保护拉锯过程很特别。在中国、日本，甚至南美洲一些原住民聚集的地方，常常是中央政府主导开发资源，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则试图保护自然。但对于红杉林，支持保护的常常是远方的各界人士和联邦政府，反对保护的则是当地居民和政府。这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定居者，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已经和红杉一样，所剩无几了。红杉林失去了本来会保护她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淘金和伐木而来的移民。而这些人们，还未成为真正的定居者。

出发前的几个月，我一直在读加里·施耐德的文字。这个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诗人，在西海岸山林里生长，看见了林业的扩张，与另一种生活的逝去。在他眼中，为伐木而来的移民，是这动荡世界的缩影。“现在，许多在这星球上生活的人，并不是真的定居者。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从祖辈的土地上迁走，从农村搬家到城市。去加州挖金子，去给输油管打工，去给在伊朗建房的比奇特尔公司打工。“而那些世代扎根在土地上的人们，”农户、猎户、山民，几个世纪以来被轻蔑、被嘲笑，被城里的统治精英们以税收压榨。对于‘种粮食’所需的复杂、专注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知识分子们一无所知。”

施耐德记得童年时偶遇的原住民老人，身上带着自己和祖辈从来没有过的，关于周遭世界的记忆。那是一种他向往的记忆，“美国白人或者欧州后裔的传统，我无意以之作为自己的身份；我以我和此地的关系，定义我自己。”然而此地又是哪里？此地的生灵有哪些，彼此关系如何，又缘何进入我们的心灵？千万年以来，每一个地方的人以自己所有的理性、感性、智力、灵力去理解“这里”。无数代人因此而体验过的世界，随着这些原住民的逝去，消失在我们心灵之外。

这整个逝去的世界，人们无法以之作为保护生灵的原因，转而寻找可持续发展、观光甚至健康等各种有用之处，让最后的红杉得以存活。可这些有用之处，在许多年代里，却是那么的无关紧要。

美国资本主义黄金三十年后，是七十年代经济衰退。到了八十年代，海岸红杉林只剩下了最后5%。随着经济活动减缓，当地最大的伐木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已经不再实施皆伐，转而以可持续的方式间伐。但这也意味着，其中有额外的利润可榨取。于是八十年代末，一个远在德州的富豪 Charles Hurwitz，这个年轻有为、善于找漏洞、狙击低价公司的对冲基金经理，迅速收购了太平洋木材公司股份，并将其吞并。公司到手之后，Hurwitz 重新启动皆伐，要把原本计划100年间砍伐的红杉林在20年内砍光，以偿还吞并公司带来的债务。

成片的红杉林再次倒下，成片的山头再次光秃得只剩砂石瓦砾。山体在暴雨中滑坡，泥石流汇入河流，吞没山脚下的村庄。联合国已将红杉林作为世界遗产，又将它作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然而这些名头都无助于红杉的幸存。不同于保护运动第一次兴起的20年代，此时新闻以光速传播到各地，远方成为了这里。当初介入环境保护的是社会精英，有的为了审美、有的为了科学、有的为了持续开发。这次行动起来的是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读了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Edward Abbey 的《扳手帮》、Aldo Leopold 与 E. O. Wilson 的生态学理论，听过了许许多多的道理，也不再需要道理去保护这些远古的生灵。

抗议活动在加州此起彼伏，汇聚在了90年的“红杉之夏”。抗议者先是用钢钉插入树干，阻止伐木工人使用电锯。随着一位伐木工人受伤，抗议者放弃了这样的手段，而直接用身躯阻挡机器。有一天，活动组织者 Judi Bari 与 Darryl Cherney 在旧金山附近筹备活动时，一个炸弹从他们的车中爆炸，重伤 Bari、轻伤 Cherney。FBI 没有去调查伐木公司，而是逮捕了 Bari 与 Cherney，试图证明两人制作炸弹，而在运输过程中不慎炸伤自己。最终因为缺乏证据，又不得不释放了两人。

这场汽车爆炸案触动了社会各界的神经，对红杉林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发酵。活动者们开始“坐树”，坐在红杉的树冠中，以阻止伐木。最长的一次是在 1997 年，为了一棵名为 Luna 的千年红杉，与周遭一小片还残留的红杉，逃避皆伐的命运。年轻的活动者 Julia Hill 爬上了 Luna，在上面一呆就是两年多。这两年间，另一位活动者 David Chain，在阻止伐木的抗议中被倒下的红杉砸死，无人知道是过失还是谋杀。而 Hill 一直呆在树上，直到太平洋木材公司同意不砍伐 Luna 与周边的红杉，并将近万英亩原始森林卖给联邦政府，换取近五亿美元纳税人的钱。

在 Hurwitz 赚饱了之后，官司缠身的太平洋木材公司再无树可砍，于是在2007年宣告破产，留下许多失业的伐木工人。

在这场漫长的拉锯中，加州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逐渐开始联手，将这许多个分离的保护区统一管理。经历了许多灾难与斗争，皆伐已不再被人们接受，保护基本成为了共识。这最后5%的红杉，算是留了下来。

但红杉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17个保护区从联合国生物圈保护区中撤出，其中就包含红杉林。下一步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比尔施塔特1874年绘制的红杉林

在洪堡红杉州立公园，有一个小而温馨的访客中心，展示红杉的进化过程和生态角色，也纪念当地从砍伐到保护的历史。门口展示着一个巨`大的红杉横切面，一圈圈的树轮上，标记着这棵红杉经历过的时代：一千多年前牛津大学建立，然后巴黎大学建立、成吉思汗征服波斯、明朝建立、文艺复兴开始、印刷术发明、科尔特斯摧毁阿兹特克帝国，一直到二十世纪红杉林公园的建立。

访客中心里，我和几个友好的工作人员聊天，询问周边值得的去处。他们几乎全是退休的老人，作为志愿者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去处，讲着讲着就掏出一张最适合的地图，转过来面朝我，自己倒着在地图上标出每一个转弯，甚至具体一棵树的位置。等我转过头去，他们又用同样的热情向其他访客介绍，这片如自己手心般熟悉的土地。

施耐德记得在70年代时，一个克罗族的老人说，“我觉得，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哪怕是白人，那里的生灵也会开始向他们说话。那些生灵和古老的力量没有消失，它们只是需要人们呆在那里足够久，这些生灵就会开始影响他们。”

人类的社会里，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会永远存在，资本的意志、机器的意志也会继续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脱离了土地的游魂们。然而大自然，一如既往地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运行。当红杉在两亿年前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恐龙还未称霸海陆空，人类的祖先是状如老鼠、在夜间捕捉昆虫的小动物。红杉有足够的耐心，这些生灵们有足够的耐心，等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等我们这一代代移民们真正定居下来，向我们说话。

也许有的人会听见，有的人不会；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在红杉漫长的一生中，想必见证过不少被贪婪与无知裹挟的人类文明。在文明的废墟里，生命会再次涌出，交织着指向天空，如同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

越过加州平原，穿过海岸山脉，我们抵达旧金山，再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太平洋一望无际，深蓝如墨汁。黑色的礁石犬牙交错，散落在嶙峋的悬崖下。礁石四周湛蓝透亮，如呼吸般起伏。白色的浪花不停舔舐大地，海鸥盘旋，山海辽阔。

几百年前，欧洲移民第一次踏上加州这片土地时，觉得这里如同花园一般。大海、山脉与平原，切割出了多样的生境，滋养了各种生灵。海有海的富饶，山有山的丰盛。山海之间的泄湖上鱼鹰飞舞，河流的入海口里三文鱼洄游。这里也的确是花园，几万年来不同部族以不同的方式打理这片土地，形成人与自然不同的平衡。

继续往北，有条大河叫克拉马斯，盛产三文鱼。克拉马斯河曾是条分界线，分出南北截然不同的文化与生活。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对比，是《万物黎明》中关于自由最有趣的证据。

克拉马斯河以北，一直到加拿大的太平洋西北地区，最有名的习俗是“夸富宴”。在这些一年一次或几次的仪式上，不同家族的贵族们争相挥霍财富，彰显地位、收取民心。贵族将自己作为通神的肉山，食物、燃料和奇珍异宝从山顶滚滚而下，赠予平民、奴隶和其他贵族们，或者直接浪费掉。这些仪式，与繁复夸张的面具舞蹈、雄伟瑰丽的图腾柱编织在一起，神化着贵族的身份。而维护着自己半神地位的贵族们，常常洗劫周边村落、抢人为奴，自己不从事剖鱼砍柴等日常劳动，认为有损自己的贵族地位。

克拉马斯河以南的加州居民们，民风民俗正好相反。当地有个流传广泛的英雄故事，特别能体现这种相反。从前，有个恶棍称霸一方，奴役周边的村民们。一个附近村落的年轻人，经历艰险打败了恶棍。在最后一刻，年轻的英雄饶了恶棍一命，条件是承诺不再奴役他人。被解放的村民们为了答谢英雄，齐齐为他送行，要帮他把船抬到海里。英雄拒绝了帮助，坚持自己抬船，独自一人踏上归途。

纪念这位孤胆英雄的加州居民们，同样重视平等、崇尚劳作。这里的社会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重视货币、却不遗留给后人，奉行节俭、尊重个人努力。那些庆祝成人或者成为长老的仪式，不是合理化权力，而是神圣化劳作，把劳作当成通向超越体验、心灵净化的道路。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一样，这里也有一年一次或几次的大型聚会，但这些聚会里没有对富足的炫耀，有的是调侃男女、长幼、尊卑等权力关系的戏剧和舞蹈。

最能够解释这种文化差异的，往往是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太平洋西北的人们以捕鱼为业，季节性的捕捉、腌制、熏干需要大量劳动力。食物一旦存储好，吃的时候毫不费力。所以抢夺食物有利可图，保卫食物也必不可少。而加州的人们，主要以橡子为食，采集、保存都很容易，食用时则需要漫长的制备过程。所以抢夺食物没有意义，日常劳作不需要复杂的分工。

然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异，却无法由自然条件解释，反而随处可见人们有意识的选择。太平洋西北的贵族们洗劫其他村落时，从来都是抢夺奴隶，而不是食物；抢夺奴隶也并非人手不够，而是贵族坚持不事劳作，同时又无法过度压榨平民，毕竟平民还有在不同的贵族之间选择的自由。于是，为了这种地位的象征，这里的贵族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奴隶。

克拉马斯河以南的加州，同样有三文鱼等鱼类资源，加州居民们也知道如何捕捉和保存。但除了仪式与节庆，他们不以鱼肉为主食。对于农业，这里的人们也有类似的态度。他们与从事农业的内陆部族有贸易往来，自己也种植烟草用于仪式，但就是不种植日常饮食所需要的作物。

这样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一条河为边界。与其说是由自然和技术决定，不如说是人们为了自由，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经过克拉马斯河时，我望向桥下宽广的水面，和郁郁葱葱的森林。大河两侧的生境毫无二致，海岸红杉林在微风下起伏，延绵不绝。千百年来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以彼此为参照，形成了互为镜像的文化，又在自己的一生中，共同承受失去自由或者捍卫自由的代价。

克拉马斯河流域曾经流传的故事里，许多都像是寓言。比如在一个故事中，有个北方的族群迁到了这里，奴役了一个当地村落。失去自由的村民们被迫养活压迫者，让他们不用劳作，长得又肥又胖。一天夜晚，村民们突然全部逃走，留下对山川河流一无所知的压迫者们，无以为生。

地球的另一边，荣格用罗马帝国讲过另一个寓言，包上了精神分析的外衣，却非常神似。当罗马帝国掳掠了大量的奴隶并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每个罗马人的内心，开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奴隶。奴隶的心理、奴役的氛围，不加区分地进入了每个人的无意识，奴役的人最终也被奴役。

这样的因果轮回，在过去和今天，在地球的那一端和这一端，都还在发生着。一代又一代与我未曾蒙面的人，听过又忘记这样的寓言故事，继续和我一样，做着自己的选择。一代又一代的人需要记得，自己是有所选择的。

副驾驶的妈妈，和车后的妻儿，都已经睡着了，车厢里一片宁静。这一路上的美景之外，是风餐露宿，和许多坎坷与劳作。当有诸多坎坷需要共同面对时，第一次共同生活的一大家子人，尽自己所能相互迁就与照顾。一同在车轮上披星戴月，一同在篝火边灰头土脸，一同分享喜悦与负担。广阔的天地剥去了原本的家庭角色，换来了一段人人平等的集体生活。

越过水草丰美的克拉马斯河，我们继续向北，开往太平洋西北。曾经生活在身后土地上的居民们，追求性别、长幼的平等，将劳作精神化，成全了彼此的自由。而居住在眼前土地的人们，贬低饮食起居、照顾彼此等劳作，也成全了对彼此的奴役。宏大的理念和社会结构，与柔软的家庭、细碎的日常相距甚远，却又总是生活最私密之处的分工，编织起社会的形状，成为了一群人共同的世界。

后来某天我再次读到周梦蝶《我选择》的开头：“我选择非必不得已，一切事，无分巨细，总自己动手。”曾经读到时，我不知它为何打动了我。现在我想，也许是内心某种远古的记忆，还记得这也是选择了一种共同的自由。

从优胜美地向西，公路在内华达山脉间蜿蜒，然后降落到加州中部平原。地平线的那头是太平洋，而太平洋之前是海岸山脉。两条山脉之间有万亩良田，是加州如此富饶的原因之一。

房车起起伏伏，穿过麦浪，穿过沙丘，如同金色海洋里的一叶扁舟。远方的科罗拉多河引来了河水，浇灌原本干涸的中部平原，浇灌成片的杏树、葡萄藤、开心果树。巨大的机器，成片地喷洒农药和化肥。另一些巨大的机器，则在几个月前成片地种下幼苗。等到果实成熟，巨大的机器成片地摇下果实，再将耗尽的树成片地砍掉。身边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将收割的作物送往工厂，晒干、制备、包装。去掉土壤和生命的气息，打上品牌与广告，销往世界各地，成为货架上整齐的商品。

山间的优胜美地已经消失在了身后。水草丰美的山谷是富饶的象征，也只是象征。北边的赫奇赫奇山谷，同样壮丽，同样由百万年来的冰川切割而成，但因为能够给旧金山储水，一百年前就被下游的水坝淹没在了湖底。眼前富饶的加州平原一望无际，机器、灌溉管线与所有权把它切成了方形与圆形，切成了大地的疮疤，在卫星影像上分明可辨。庄子说，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有用之物先失去自由。而今机器笼罩了人类，统治了自然，又有哪些无用之物，还能逃过一劫。

妻子和五个月大的女儿在房车后面，妈妈坐在副驾。窗外夕阳一片金色，山丘与农田掠过，如同泛黄的照片。十七岁离开家后，这是我第一次和妈妈一起生活，第一次有这么长的时间交谈。近二十年间，我换了城市、换了国家，自己也成为了父亲。夕阳映入车窗，染黄了车里这一段仿佛借来的时光。

妈妈说起她刚去过的欧洲。她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的欧洲历史，在退休后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妈妈说起那些教堂与街道，那些友好的陌生人，那些在异乡偶遇的华人。她说起在瑞士卢塞恩见到的垂死狮子像，为了纪念七百多名瑞士雇佣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七百多名雇佣军，至死保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指挥军团的英勇少将，一直到上断头台，始终穿着雇佣军的红色军装。石像下刻着，“献给瑞士人的忠诚和勇敢”。马克吐温说，这是世上最悲伤的一块石头。

多年后再次与妈妈朝夕相处，许多年少时纷杂的情绪，在心底翻腾。翻腾起来的，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也许是许多不再追问的困惑。不知道是什么，我突然有些激动，语无伦次。路易十六是人，这七百多个雇佣兵，不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吗？既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迂腐，尾生死于桥下是愚蠢，为何忠君的骑士精神不是？再精美的艺术，也无法为奴役正名。为一个虚幻的君主、权力象征而死去，这不是狮子，这是蝼蚁。狮子不会甘于为人所奴役，这狮像，难道不是对自由生灵的亵渎？

语无伦次间，我想起了很多。我想起从十五世纪起的几百年，世上百分之七、八十的白银，从南美流入欧洲皇室，支撑起欧洲文艺复兴的繁荣，留下美洲满目疮痍的山川、白骨累累的矿坑。我想起从十六世纪起，欧洲移民为了用皮草换来这些白银，将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河狸与水獭赶尽杀绝，留下一条条干涸的河道、荒漠的山谷。我想起十六世纪的阿尔瓦·努涅斯，一个西班牙探险家，流落于原住民之中，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与萨满，却在回到“文明社会”之后，因为不愿意奴役原住民而被王室逮捕。我想起了很多，这些死去的士兵所忠于的秩序与文明，在“新世界”里的代价。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山丘与农田继续在窗外掠过。妈妈说，我的确没有这么想过。也许每一代人，就是会有每一代人的想法。不过，似乎这世界的主流，一直都是崇拜着权力、崇拜着英雄。

可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那些国家诞生之前、指引一代代人走上共同旅程的故事，都与权力无关呀。就像《千面英雄》里的千万种变体，是每一个人一生都会经历的生命故事，丝毫不比国王将相的逊色。这些何尝不是每一代人的英雄故事呢。

你看过《万物黎明》吗？我继续说。大卫·格雷伯去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当你说我们这代人时，我想起了这本书，它是带给我们这代人希望的书。算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结合的一本书吧，它把来自两个学科的证据串在一起，说明不管是何种生产条件，不管是耕作养殖还是建造大型建筑，人们是有能力建立起平等的关系的。作者们想说，我们一直是有得选择的。

妈妈说，听起来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不过文明本身，又是什么呢？也许归根结底，文明就是对人的一种束缚，是一种对原始自由的让渡。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也许是的吧，从农业开始就是如此吧，我说。有的人被束缚在了土地上，被收税、被征兵。有的人征战四方，有的人维护统治。农民供养起国王、士兵和文化精英，支撑起技术、艺术、统治阶级的财富，和愈加不平等的社会。然后人们比原先工作时间更、营养更差，所以贾雷德·戴蒙德说，“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也许这样的错误，真的就是文明的代价吧，我看着夕阳下模糊的农田说。

房车爬上离开优胜美地的山路，我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还在习惯笨重的车身，还在练习如何在曲折的山路上平稳行驶。山口上，我们一前一后两辆房车，靠边停好。回望身后的山谷，晨光已从暖黄变白。阳光刺破云层，晒着我的小臂，也打在花岗岩岩壁上，顺着清瘦修长的瀑布，倾泻到郁郁葱葱的山谷，消失在还未散尽的晨雾中。

我已经不记得来过优胜美地多少次了。最开始，这里只是一个著名景点，一个符号。我读过约翰·穆尔在这里写下的文字，沉郁而灵秀。他在这里的山间看见了自己所寻找的美国精神，并在三天的露营旅程中，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建立保护区。从此优胜美地，成为了美国的一种象征。

然而这些历史离我很远。当我第一次走入这个山谷时，她已是个运作成熟的国家公园。观光车在谷底的单行线上转圈，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穿梭其间。房车与帐篷挤在营地，客栈与商店散落在路边。山水依旧秀美，只是自然仿佛失去了力量，成为了被供奉起来的符号。

直到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决定去岩壁之上的山间徒步。四月已经开春，野花洒满阳坡，冬眠醒来的黑熊在树干上磨爪，新鲜的爪印还带着松香。不料山里天气多变，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雪。帐篷里熟睡的我们毫不知情，直到积雪压垮了帐篷顶，直挺挺地扑在我们脸上。我们从睡梦与雪堆中爬出，呆呆地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金色的晨光从东方洒下，温暖这一片洁白，不再有花草、不再有溪流、不再有路，也不再有方向。我们只是呆呆地站着，看着，这一夜间变了样的，亘古无言的天地。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雪地中慢慢寻路，在风暴中艰难地支起帐篷、升起篝火，烤干湿透的袜子、温暖冻僵的脚趾。在所有的疲惫与不适之间，这片山林依旧如此的温润。雪是柔软的，松树是挺拔的，大片大片的花岗岩坚定而细腻。这片天地如此包容着我们：她不会在意我们的生死，但无论生死，她也都会如此包容着。

几天后，我们终于走到了谷底。大片的草甸忽然从花岗岩岩壁间展开，在阳光下泛着金黄。溪流在草甸间蜿蜒，四周的岩壁与大树守护着静谧。阳光洒的我的脸上，有那么一刻让我觉得眼前这片土地，是我曾经遗忘的家园。那是第一次，我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有了回家的感觉。

这次，十多年之后，是我和妻子带着儿女，还有从国内来探望我们的岳父岳母、妈妈、大姨和姨父，浩浩荡荡两辆房车。眼前的山谷依旧静谧，而拖家带口的我们，难免匆忙。

一路上，我向家人们讲起我所知的关于这片土地的知识。但当我再次看着这亘古无言的天地，我明白太多话，无从说起。

记得三年前 ChatGPT 刚发布的时候，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既兴奋又绝望，说，AI 真的太强大了，人类作者很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没能体会他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人本身才是意义的终点。AI 如何能取代人创作的意义，我想不出来。

三年之后，与这位朋友的担忧刚好相反，我是觉得 AI 带来了写作的黄金时代。

一

Malcolm Gladwell 08年出版的畅销书《异数》，把“一万小时定律”变得广为人知。大概是说，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高手，关键在于一万个小时的练习。当然现实世界没那么讲规则，是不是一万小时、要怎么练习，都有很多人质疑。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要把什么事情做好，最有用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去做。要画好画，就去不断地画；要弹好琴，就去不断地弹；要写好文字，就去不断地写。并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获得反馈。

看过许多精进写作的技巧，其中我觉得最有用的都在于，找到一个办法让你多写。哪怕是泥沙俱下，等到沉淀下来，还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股清流。所以我一直在找各种办法，能让自己多写一点。而最近，我突然发现自己每天都写了很多。不是因为什么技巧，而是因为逐渐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 AI。

因为 AI，写代码变成了和 Claude 聊天，然后写文档引导它实现；学习新知识变成了和 ChatGPT 聊天，让它搜索资料、拆解逻辑；设计一个图标，变成和 ChatGTP 聊想法、然后和 Midjourney 聊实现。还有许许多多的个人问题：探索内心、剖析自我，规划人生。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都可以和 AI 聊，帮我诚实面对自己。AI 可比咨询师好用多了，有无尽的耐心、广博的知识，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又不会在心里评判你。

这些大语言模型，有远超过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但回应得好不好、有没有用，很取决用户给它输入什么，比如里面是否包含完整和全面的信息。于是，我的提示词和回应都变得越来越长，与其说是文字聊天，不如说是写信了。

所以现在，每天有很多时间，我都是在和大语言模型信件往来，一封比一封长。

二

用 AI 学习新的知识，我常常有种“知识爆炸”的感觉，比第一次用搜索引擎时更加强烈。不仅整个人类的知识宝库都在我指尖之下，而且还有一个不知疲倦的智能体帮我分析、拆解、答疑。

过去，要了解一个新的领域，我得去查维基百科、读文章、读专著；现在，我可以从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往下探索，让 AI 帮我穿针引线、逐步绘出一个领域的全貌。用教材等方式系统性地入手，像是用推土机慢慢推掉一堵墙。而从向 AI 提问入手，像是用一根针轻巧地穿过这面墙，再轻巧地来回穿梭、最后把它瓦解掉。

然而知识爆炸了，我的脑子还是只有这么小，况且记忆里还会随年龄变差。获取新知识的瓶颈不在于信息技术，而是我这具肉身。对信息的阅读，本身并不是思考也不是理解，本身远不足以摄取知识。借用叔本华的话说，阅读时是别人在帮我们思考，我们不过是在机械地重复别人（或者 AI）的思维过程。只读不想，读过的东西也就消散在记忆的黑洞中了。

当然，主动、探索地阅读比读一本写好的书已经更有助于思考了，因为这是有目的、有方向的阅读。但 AI 提供的知识网络如此巨大，去消化知识、找到其中的关联、形成自己的观点，还是超过了我大脑的能力。于是，我开始求助笔记，这种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外脑”技术。有了电脑，笔记变得无比强大，从长青笔记、双向连接到数字花园，已经变成了借助信息技术思考的一门艺术了。

不过，单就写作这一行为，就已经对思考和理解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仔细想想，其实写作是个非常神奇的过程：我的双手不断追赶脱缰野马一般的思维，思维本身被迫慢下来，从发散跳跃、模糊不清、形状不明的一堆念头，固化成可推敲、可审视的文字，乃至可以在脑海中移动、揉捏的概念。这个过程，能暴露出原本不知道的思维漏洞，也能把潜意识中的知识结构化。

所以，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本身就是思考过程。每篇文章、每页笔记都是终点不明的旅程，而这旅程中你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方式读来的都更加深刻明晰。Paul Graham 甚至认为，既然写作对于想法如此重要，那一个没有写过一个主题的人对这个主题是没有成型想法的，而一个从来没有写作过的人对任何复杂的主题都没有成型的想法。著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Leslie Lamport 则说，如果你思考的时候没有在写作，那你只是以为自己在思考。

我倒不完全同意 Paul Graham 和 Leslie Lamport 这么极端的看法。但不知不觉间，写作的确变成了我应对这海量知识的办法。

三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对写作一无所知，但尝到了一点写作的快乐。有时一个意象、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里，像是一首诗、一篇短篇小说、一幕独幕剧，我就得赶紧把它记下来，仿佛在抓住一个逐渐消散的梦。我还记得那样酣畅淋漓的感觉，一个东西无中生有地通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着自己的生命力。

随着年龄增加，这样的机会慢慢消失了。也许是缪斯离我而去了；也许是她从没来过，只是自己稍微多读了点文字、知道掂量自己了；也许是面对的主题越来越复杂，无法梦一般看见一个故事、一段逻辑。更麻烦的是，我写作时变得越来越自我关注，脑海里不断有个声音在问：谁会读到这些文字，又会作何感想？这个声音问走了写作的动机，也赶走了写完之后酣畅淋漓的感觉。我越来越明白写作对于思考的重要性，但却无法绕过“为谁而写”这个坎，找不到写作的机会。

直到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我应该为自己而写。于是我开始重新培养日记、笔记的习惯，只写给自己看。然而养成习惯之后，我发现自己在其他场合的文字变成更勇敢和真诚了，写的时候脑海中质疑的声音也变得更少了。

我没想到过的是，缺乏目标读者，并没有减弱写作的动机。反而，它似乎使得动机更加纯粹了。它也没有降低对写作清晰、明了的要求，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思考。为自己而写，将我放到了一个稍微脱离了眼下时空的地方，以更永恒的态度，面对自己。

为自己而写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我也不清楚。我想起了拉康所说，“信总是会达到其目的地”；也许写作，哪怕是一封信，目的地从来都首先是自己。为自己而写不会减弱写作的重要性，相反使得它变得更加重要。Henrik Karlsson 以伯格曼、格罗滕迪克、帕斯卡等人为例，建议写作者可以将写作看作对神的奉献与求索。对于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这么重要的写作，也就只能为自己了。毕竟，那大他者、那永恒的意识之眼，首先是存于自己的心中。

而我发现自己因 AI 而产生的写作，也都是这样没有读者地为自己而写。也许正因为 AI 不是人、不用担心它的凝视与评判，不管是提问题、探索自我、书写笔记，我都处在类似为自己写作时的状态，比在脑海中发问“为谁而写”的我，更加诚实和自由。

这种状态，也许也能够让我，以及其他每天对着 AI 奋笔疾书的人们，找到更加诚实和自由的声音。

四

归根结底，让 AI 可用性突飞猛进的，是大语言模型。这些模型以文字训练，以文字为输入，也以文字为输出。即使加上语音、视频、作图等各种外挂，文字仍然是和这种新型智能交互的最直接形式。

人工智能几十年的历史中，人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思路和模型。最终应用开来的是语言模型，也许这正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本身与语言文字高度相关。我们听进去的话、读进去的字，逐渐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依赖文字来思考、理解和沟通。人类这个天然大语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这个人工智能，是注定要通过文字来交流的。

其实，我有些同意朋友在三年前说出的担忧：大语言模型的确会取代一些从事写作的岗位。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这样的工作，本来也与写作的意义无关。这让我想起了摄影技术与绘画。摄影技术出现时，必然取代了许多画家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也解放了绘画这种创造，让它不再需要记录某种客观的形象，而只能从想象出发，去直指人心。也许 AI 取代一些它能做的文案工作，会解放写作这种创造，让人去做只有人能做的。为了自我而写，为了思考而写，为了写而写。

Paul Graham 猜测，AI 的普及会让更多人不会写作。原本有人很会写、有人不会写，中间还有许多勉强会写的人，因为工作对写作的需要。然而，当 AI 能承担这种工作后，就会逐渐取代工作上对于写作的需要，勉强会写的人也不需要会写了。

对于本来就想要写得更好的人，AI 无疑是个利器，带来了全新的场景和动机。而对于那些本来不会主动写作的人们，我倒是觉得，AI 也提供了意料之外的机会。它能给出答案，但需要你给出问题；它能帮你写，但需要你告诉它写什么、怎么写；它有无尽的耐心、强大的计算能力，但你需要把需求想清楚、说清楚。这些都在倒逼使用者更好地写作、更好地思考。况且，它还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让你不小心就旁若无人地吐露心声，不小心就写出了真实、勇敢的自己。

当然，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愚蠢的。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悲观还是乐观，更多取决于上顿饭吃了什么、昨天有没有睡好觉。几乎所有技术，都既可以用于自由，也可以用于奴役。就像文字本身，既可以用来表达和思考，也可以用来让你回答问题、签字画押。我只是觉得，也许 AI 最容易取代的文字工作，是偏向控制与奴役的部分。这自然会引发其他问题，但也许也能让更多人，将文字用于自由。

抛开以上这些乐观的愚蠢，只看现在 AI 的适用范围和普及率，我猜单纯从写作数量上，人类也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这在短视频流行的年代里，显得很珍贵。也许，AI 继续进化，我们继续与它对话，不小心就一起进入了写作的黄金时代。

最近在西藏之家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小书，Arthur Wright（芮沃寿）的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芮沃寿是耶鲁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哈佛的费正清同为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奠基人。

这本小书出版于1957年，以佛教为线索串起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变迁，有许多有意思的观点和视角。这本书回应了我一段时间以来的两个疑问。

在美国，我遇到许多研究佛教的人，也看见佛教逐渐融入城市居民的心智，成为身心灵文化的一部分。追溯其短短历史，我发美国的佛教影响多来自于日本、韩国、流亡藏人、越南和缅甸。历史上这些地区的佛教要么直接源于中国，要么极大受到了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但在美国文化中，我却很少看见中国佛教的踪迹。

我虽然知道在近现代的中国，佛教和许多其他宗教、传统文化一样，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但是，我依然能从当下中国的文字、故事、审美与世界观中，看到佛教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不禁好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年间，佛学不断从亚洲传往西方之时，中国的流派作为鼻祖，为何缺席。

芮沃寿的梳理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组织的衰落，是八世纪以来漫长过程的一部分。这本书出版时，中国还没经历文革，更没经历现代的网格化管理，芮沃寿就已经断言，我们见证着中国佛教作为有组织宗教的余晖。这余晖，正对应着佛教组织和思想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不断西行和东渐。而在中国，正如这本书详述的历程，佛教已经在漫长历史中裂解、重组，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但无法再作为独立的宗教组织存在。

另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诞生了最多思想的年代，往往是那些政权割据的时期。典型如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在政权的相互制衡之中打开了思想和文化的缝隙。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对天下统一的渴望一直延续着，形成了对创新和多样性的压制。这样的话题，在依然以大一统为主流的中文世界中，难以看见讨论。

这个悖论，也正是芮沃寿梳理中国佛教历史后得出的结论。芮沃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只是在遇到系统性的危机时，才会展现出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佛教扎根的东汉、三国。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极强自我认同的文化，一直持续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完整、自洽的整体。只有当这个自洽被打破时，困局产生的裂缝才会成为新思想的空间；而在困局之后，对这个自洽整体的重塑又再次开始。以佛教作为例子，芮沃寿展现了这种重塑过程的肌理。

也许其他有强烈自我认同感的文化，甚至个人，都是类似的：危机与困顿，往往是创新和成长的契机。文化的边界永远是模糊和流动的，危机与平顺，则成为了边界流动的节律。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正是这样的成长契机，使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民主观念、以及共产主义能够传入并扎根。而当下中国重回世界强国之列，也许意味着这不再是新思想扎根和发展的时代，而是重塑自洽整体的时代。不过，正如芮沃寿所言，历史不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重复。

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在2017年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但因为我手边并没有该译本，以下摘抄中未能参考，但通过其他资料查证了相应史料。

一世纪：扎根与发展

芮沃寿在分析中国历史时借用了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理论，将精英阶层与农民阶层分开看待。佛教传入的过程，可以看成是这两层文化之间的动态。

这两个社会阶层的文化分别可称作“大传统”和“小传统”。前者是识字的、理性的、自觉的，涵盖了艺术、哲学和制度形式中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发展。后者则是不自觉、不批判的民间传统，包含世代相传的行为和信仰规范。

佛教最初的传入是在汉朝。东汉、三国、西晋（公元65-317）是佛教传入的准备时期，汉末开始的困局变成了新思想传入的契机。

随着农民经济危机的加剧，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衰败显而易见，出现了三种反应：围绕皇权的斗争加剧；知识分子诊断时弊并开出对策；农民阶层的流离和起义。这三种反应集中出现于世人普遍绝望的汉末和继任的软弱政权，并深刻地动摇了社会的基础，为外来思想和制度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民不聊生的局面，让佛教能够有机会跨越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中印两种语言的差异堪称天壤之别。汉语无屈折、表意、书面形式上以单音节为主，而印度语言高度屈折、拼音化、多音节。汉语没有系统化的语法，而印度语言，尤其是梵语，则有一套正式且高度复杂的语法体系。在文学风格上，中国人偏好简洁、取材自然的隐喻、具体的意象，而印度文学则倾向于冗长夸张的隐喻和高度抽象的表达。即使在道家经典中，中文文学所表现的想象范围也远不及印度传统文学丰富多彩，其表现更为有限、更贴近地面。

在对个体的态度上，两种传统在佛教传播初期处于截然相反的两极。中国人很少倾向于将人格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印度则有一套高度发展的心理分析科学。在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倾向于将两者视为有限的，并以寿命、世代或朝代来计量时间；而印度人则将时间和空间视为无限的，时间单位更倾向于宇宙纪元而非世俗生命。

两种传统在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上也存在根本分歧。即使在剧变时代，中国人对家族主义和特殊主义伦理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而大乘佛教则宣扬一种普遍伦理和超越家庭的救赎教义。中国思想家长期致力于构建理想社会的方案，而印度和佛教思想则特别注重彼岸世界的目标。

佛教传入的契机，也是东汉到西晋儒学遭遇的危机。儒学原本服务于君主制和精英阶层，借助政权发扬光大，而在权力结构衰败时便也走入困局。

它（汉代儒学）将类比推理推向极端，导致怀疑论者和自然主义者的批评，使整个高度结构化的体系受到质疑。王充（公元27—97）的攻击开始了侵蚀的过程。汉代儒学由于关注稳定与等级体系，逐渐僵化于学术争论，专注于权威文本的解释争议。这些削弱了其自我更新的能力，无法应对因社会和政治条件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此外，这一思想体系与汉代制度秩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这种秩序开始崩溃时，儒学便随之削弱；当汉朝灭亡时，儒学也遭到了完全的否定。

到了东晋（公元317），汉族政权南移，北方游牧民族陆续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南北方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和演变着。

佛教在这个时期开始本土化过程。在南方，汉族向南迁徙，逐渐征服和汉化“南蛮”。了解佛教的汉族官员们，此时将佛教与儒家传统同样视作“教化“的一部分。

佛教被视为一种“教化”的竞争者，用以对抗原住民的萨满教仪式，而这也正是儒家不擅长竞争的领域。

在北方，佛教则在外族统治者之中扎下根来。这是因为佛教的神通、法术对于外族统治者更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其跨文化背景与统治者利益一致。

首先，佛教是与中国本土文化无关的宗教。当“蛮族”首领了解到自己的部落传统无法长期支持他们在北方中国的统治时，他们不愿接受狡猾的汉族顾问所推崇的儒家原则；因为这样可能导致他们丧失文化认同，并将致命的权力让渡给汉族臣民。佛教因此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许多僧侣是外国人，由于完全依赖统治者的恩赐且没有家族网络，因此被视为有用且可信赖的仆人。此外，佛教的伦理观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种族、时代和文化，因此被视为弥合社会裂缝、促进社会统一和柔顺的重要工具。

分裂局面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此时，佛教在南北的农民和精英阶层中都拥有了广泛的追随者，统一中国的隋朝和后续的唐朝都将佛教视为连接两种文化的工具。两个朝代以帝国之力对佛教机构和僧侣给予庇护，赞助佛教事业，并在首都及各省修建和支持寺庙。中国佛教从此开始独立发展和演变。

但相比儒教，佛教出世、普世、个人，天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朝廷一方面利用佛教稳固统治，另一方面与信众之间张力不断。

除了控制佛教僧侣和机构的官方措施外，隋唐政府还警惕佛教徒中可能出现的颠覆性团体或教义，尤其是在官方认可的僧侣稀少的乡村地区。大乘佛教的一些教义对煽动者、叛乱者或潜在篡权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利用潜力。其中一个教义是“三期法运”，即佛法最终会进入灭绝的末法时代，而某些迹象表明末法时代已经到来。一旦人类进入这一阶段，就不会再有值得虔诚者尊敬和忠诚的政府。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当三阶教这样富有且强大的教派广泛传播这种观点时，隋唐政府多次下令取缔。此外，弥勒信仰的崇拜者也被视为危险，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弥勒佛的降临将开创一个新天地。南北朝时期，这一教派在北方引发了无数民众起义，而隋唐政府在之后的时期也深受其扰。在这些起义及后续时期，象征弥勒佛的白色成为叛乱运动中突出的象征符号。

经历拉锯、磨合与收编，到了唐朝，佛教已经成为这个强盛帝国的文化内核之一，经历文化大熔炉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性。

在宏伟的都城长安，佛教无处不在，渗透到艺术和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塔楼金顶、敲钟诵经、仪仗队伍，都标志着佛教对帝国生活的广泛影响。这些塔楼和寺庙群是印度与本土元素经过漫长而缓慢融合的结果，最后形成了新的中式佛教建筑，其辉煌至今仍见于日本法隆寺的建筑中。佛像与绘画同样展现了本土传统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以及中亚元素的最终融合。从高台俯视虔诚信徒的佛陀和菩萨面容具有中国化的神态，平静而慈悲，体现着国人对佛教生死观的独特诠释。有些佛像的服饰线条反映了中国的审美和风格，而装饰与手势则取自印度佛教的图像学。这种融合是有选择性的。从现存的文物来看，中国佛教艺术家与建筑师早已摆脱对外来模式的依赖，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

在精神层面，佛教的传入提供了一种新的普世伦理。随着这种普世伦理传开的，还有“罪孽”与“功德“这样的概念。和尚们以菩萨为榜样，一生舍己为人，感化信众捐献财物，穷的捐钱、富的捐地，既是赎罪又是功德。于是寺庙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不过，佛教的普世伦理并未完全取代中国原本的家族观念，而是与宗族、家国伦理相互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碑文中我们还能看见，虔诚的捐赠仍然会附带条款，特别关注捐赠者家庭与宗族的福祉。正是这种佛教伦理的普世主义与中国伦理的特殊主义的融合，最终成为了十世纪开始发展的新儒学的一部分。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了许多流派。其中，禅宗对于精英阶层尤为有吸引力，东渡日本之后成了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广的流派之一。

尽管禅宗在唐代才完全成型，其作为一个流派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六世纪。禅宗相信众生皆有佛性，冥想、内观能觉察佛性、看透幻觉。这些核心教义起源更早，在四世纪的哲学讨论中已有先兆。

唐代禅宗因“顿渐之争”分为两大主要分支。“顿渐之争”本身就很有中国特色，其世界观与印度文化有很大差异。

一派认为悟道是一瞬间的彻底与全面的开悟；另一派则认为悟道需要通过漫长的、多阶段的修行和冥想。禅宗的顿悟派与本土道教传统关系更为密切，但无论哪一派，都可以看作是佛教与道教思想复杂结合的产物。对语言的怀疑、丰富的具体隐喻与类比、对悖论的热爱、对书本的轻视、对直接且往往无言的心灵交流的信仰、以及认为与自然密切接触的生活有助于开悟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深受道教影响。其实，禅宗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印度佛教文本冗长、繁琐的逻辑论证的一种反应。尤其在占主导地位的顿悟派中，它提倡一种救赎理想，呼应了中国持久的信念，相信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一生中达到巅峰，这是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格格不入的。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信念体现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在道教中，则表现为无名匠人的故事，其对“道”的把握超越了社会地位中的上位者。

八世纪：裂解与衰退

到了八世纪的盛唐，佛教已在中国完全扎根，渗透到了帝国普通百姓和精英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从九世纪开始，佛教开始缓慢衰退。其原因内外皆有。

印度佛教的衰落导致流入中国的新思想逐渐减少，并在十一世纪完全中断。755年至763年，唐朝因安史之乱而遭受巨大打击。此次叛乱使统治家族蒙羞、国家贫困，并间接导致地方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王朝。叛乱及其后果削弱了唐朝的自信心，繁盛时代的世界主义让位于文化上的防御性，偶尔演变为排外情绪。最终，来自中亚的威胁以及回鹘与突厥的频繁干预进一步恶化了帝国局势。

此时，对佛教的指责比以往更容易获得听众。诸如“佛教起源于外邦”“佛教是国中之国”“浪费寺庙、佛像和宗教仪式的资源”“僧侣懒惰”“佛教土地免税”等指控，曾在两百年前唐朝廷无人支持，如今却成为政策和行动的依据。结果就是842年至845年间的“大灭佛”，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寺庙与佛像被摧毁，佛教土地被没收，僧侣被迫还俗。尽管此后佛教得到部分复兴，但这次镇压，加上八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极大地削弱了其活力。

在文人中，一个典型例子是韩愈（公元784-824）。819年向唐宪宗上奏的《论佛骨表》中，韩愈先表示佛教的外来身份：“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佛教之前的中国统治者长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之后，“乱亡相继”、“事佛渐谨”，“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韩愈总结了他同时代人的批评，并提出了文化复兴的方针：清除中国传统中在佛教统治时期积累的毒害；回归中国圣人所揭示的不朽真理；号召所有正直之人基于这些真理建立新的秩序。许多同时代人认为他激烈粗俗，但他的纲领预示了随后儒学的复兴。

另一个例子是欧阳修（公元1007-1072）。在《本论》中，欧阳修和韩愈一样，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上古时期，论证佛教的渗透是中国制度普遍衰弱的结果，“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现在佛教祸害天下上千年，“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奈何？”他的结论是，以董仲舒为榜样复兴儒学，“修其本以胜之”。

欧阳修以董仲舒为例尤为引人注目。如前文提到，董仲舒将挑战儒家统治的学派教义融入其新综合体系，复兴了儒学。同样，十一世纪复兴的儒学通过对佛教和道教传统的吸纳与改造，实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型。此时，政治和社会变革带来了新问题，而佛教或陈旧的儒学都无法有效应对。

宋明理学（英文称“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以下以“新儒学”代称）的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社会和伦理问题，相信是佛教及其出世倾向使中国思想与社会偏离了圣贤确立的规范。所以他们致力净化中国思想和行为，将异质糟粕清除殆尽。

但此时，佛教思想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韩愈交往的知识分子中许多都是僧侣和佛教徒，而欧阳修则在晚年皈依佛门、自号六一居士。以儒学替代佛教的过程，也是以佛教复兴儒学的过程。

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佛教视作敌人，但他更在意的是如何赢得当时知识分子对其新学说的支持。为此，他必须应对佛教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出非佛教的答案。因此，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出了一套宇宙论、一系列形而上学观念和一组心理学概念。这些观念对于孔子或董仲舒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朱熹同时代那些受佛教熏陶且对佛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而言，却既容易理解又很有吸引力。

新儒学的思想家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佛教影响的氛围中。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论述模式，都是在佛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发展起来的。正是佛教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去探索并发现中国古代经典中那些新的意义层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新儒学的许多关键概念中清楚地看到佛教思想累积的影响。例如，新儒学提出了“理”和“气”的二分法：“理”代表绝对的原理或原则，“气”指构成万物的物质。如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指出，新儒学把原本对“理”的理解重新诠释为一种带有大乘佛教色彩的普遍绝对原则，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太一”（The One）。此外，新儒学还将“理”和“事”对立起来，前者代表绝对的原则，后者指具体的事实或事件。

明代的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将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一派）推向了更全面的整合，同时为士大夫阶层的生涯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王阳明也是儒释道思想融合更加典型的例子。

王阳明的反对者称他为装成儒生的佛教徒，但在一个中国逐渐背离外来传统、努力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替代品的时代，这种“伪装”极其重要。

新儒学的两大传统，其实可以与佛教统治时期形成的两种自我认知途径相对应：朱熹学派代表了渐进主义，而王阳明学派则代表顿悟主义。正是这些通过吸收佛教思想来振兴儒学的努力，最终导致人们思想的焦点，从佛教哲学逐渐转移到其本土对手上。

宋朝之后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帝国外部不再开疆扩土，内部则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阶层流动，提供了更加适合儒学的土壤。

那些曾经几代人支持佛教的大族已经消失，社会流动性前所未有地提高。新兴的无城墙大城市成为了扩展的商业与工业生活的中心，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渴望权力的新家族。最后的边疆正在关闭，乡绅家庭通过购买和开发土地，竞争日益激烈，不断兴衰。这种变化使越来越多来自更广泛文化家庭的考生参与科举考试，他们学习朱熹的正统新儒学思想。

新儒学的振兴为精英阶层提供了思想和生活上的一致和统一，佛教思想与仪式的地位日渐微弱。儒家精英将世俗化为己任，官府持续施压使大众脱离宗教，并吸引他们接受新儒学的世俗伦理。但这种自上而下的世俗化，同时也导致了阶层之间的鸿沟。

与早期佛教以不同形式联系精英与农民两大阶层的时代相比，现代时期则出现了显著的分裂：精英阶层秉持理性的伦理观，而农民阶层则沉浸于宗教的精神氛围。这两大阶层可以被视为两个子社会，上层社会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称，是“日神”的，而下层社会则是“酒神”的。若这一观点成立，则佛教在民间文化中的本土化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尽管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却很少被其决定性左右。

中国以道教为主体的民间宗教是个大杂烩，混合了祖先崇拜和多神论，同时有很强的流动性与包容性。于是佛教形象逐步被民间信仰所吸收，祠堂、寺庙中常常见到来自道教、佛教和当地信仰的神衹们混合出现。

与佛教携带的复杂思想体系不同，民间道教更加自由，能够随时根据需要创造神灵与祭祀活动，优势在于能够吸收或重塑本地自然神灵和祭祀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历史常常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之前。此外，道教也掌控着传统医疗的大部分内容，几乎垄断了风水（其中也吸收了印度元素）和占卜，从而确保了稳定的信众群体。

业力和因果报应的概念在中国化之后，广泛出现在从精英诗歌到民间故事的各类文艺作品中。

在故事与戏剧中，它是一种现成的情节装置，用来解释意外事件，以及为何善未得报而恶却繁茂如青松。在所有阶层的日常思维中，业力成为一种普遍的因果报应解释，这种解释的本质可以追溯到佛教传播之前。在佛教之前，神的报应被认为降临于整个家族；佛教引入了基于个人的业力因果观念。最终，这两者结合成了一种自宋代以来普遍流行的观点，即神的报应既作用于家族，也通过生生世世的因果链条发生。

二十世纪：黄昏

在之后的历史中，佛教裂解、演变，整合进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巨大危机，人们才试图将佛教作为一个独立传统，重新审视和定位。

在现代危机中，中国社会受到的一种批判，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新儒学生活方式，与农民大众佛道混合的信仰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面对社会日益加深的危机，现代中国的观察者将解决方案寄希望于现代化的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因共同信仰而实现了社会的团结与活力。对于曾一度深入研究佛教的改革家康有为（公元1858-1927），解决之道在于重塑儒学，将之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宗教。另一些人则转向中国的佛教遗产。

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佛教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民族自信的关键。

随着社会和政治瓦解的步伐加快，中国知识分子被迫进入一种文化防御状态，促使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可以比拟或预示西方思想的内容。西方思想的全球性成功，似乎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这种文化防御现象蔓延到亚洲大部分地区，在中国及其他地方，常以佛教传统为核心构建防御。

梁启超的著作体现了这种文化防御心态。当他谈及佛教时，往往声称其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理论，例如业力学说比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理论更高级，佛教中的自由主义观念比西方自由主义更为先进。此外，他还强调中国在大乘佛教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从而为中国创造力的优越性增添一笔，以期重振他和同胞对本国文化创造力的信心。

而另一些知识分子，比如胡适，则将佛教视作异族文化的入侵。

另一个重新审视中国佛教遗产的动力，来源于对中国历史整体的重新评价。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这种评价的背后常常带着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的文明从辉煌的顶峰堕落到屈辱的深渊？”胡适与其他学者开始了这项伟大任务，重新发现那些曾被儒家历史学家忽视的佛教章节。而胡适的最终发现成为了对佛教的谴责。他认为，正是佛教让中国人本、理性和实证的文化偏离了原有的发展轨迹，而这轨迹本可以使中国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完全媲美西方。他指出新儒家“未能复兴世俗思想，未能建立一个世俗社会以取代中世纪中国的超世俗宗教。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抵抗千年之久印度化的沉重影响。”他对中国落后的处方也来自于这一结论：“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与历史科学，我们有信心迅速从两千年的印度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

但归根结底，在中国的大乘佛教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汤因比曾指出，大乘佛教在政治上是无能的。从其在中国的记录来看，这一观点似乎也成立。尽管佛教偶尔被用作政治工具，例如将权力神圣化或为战争正名，但它的前提是认为世俗存在是虚幻而短暂的，因而无法发展出一种全面的政治理论。无论是善政还是恶政，佛教徒大多对任何统治政权表示顺从，因为这些政权只是在无限时间中，一个瞬间里控制了幻象宇宙的一部分。僧侣有时会出于政治目的采取行动，但他们受到自己信仰和戒律（如《律藏》）的约束，同时受到政府的控制，从而无法建立一个类似基督教的教会，以实现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

这种非政治性，在历史上使得佛教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更是成为了其遭到反对的理由。这使得近代中国重塑身份认同时，佛教在很大程度被排斥在外。

（佛教）政治上的被动性及对国家的服从，在现代中国的眼中显得过时。佛教信众与北方军阀、日本傀儡政权及对寺庙和僧侣管制严厉的国民党都维持和平，而这种被动在主张革命、追求社会多元及平衡政府权力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几个世纪以来，佛教护法者试图划定佛教与儒家学说和信仰的范围，宣称儒家详细规定了现世，而佛教则从时间的两端对其进行补充，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解释为一个精神的连续体。然而，这一连续体是个体命运的解释，基于其过去行为、现在行动与未来的报应。在现代中国，两种燃眉之使得佛教无法作为一种选择。一是对“此时此地”的关注：诊断中国的绝症，并开出治疗方案。另一种与此相关的，是对中国整体的关注，无论这个整体是被视为国家、社会还是文明。这两种关注将知识分子的兴趣集中于历史与社会理论，而非个体的精神命运，因为理论声称能够解释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动态。进化论与唯物主义学说的潮流，似乎为中国提供了解决困境的解释和促进进步的公式，而佛教无法提供类似的理论，于是相形之下失去了优势。

佛教在亚洲的广泛传播，使得很多人期望它能够成为团结亚洲的共同信仰。然而佛教的印度起源，在日本被政权的收编，以及其本身的宗教属性，皆遭到了近代中国人的排斥。

那些追随罗素、杜威，以及越来越多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宣称，“宗教时代”在所有先进国家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应倒退。

这一观点在2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其中的一个观点是，西方通过传教士试图让强加给中国原本已经摆脱的宗教包袱。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传播基督教的权利，受到了各方的反复批评和谴责。日本在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也包含了派遣佛教传教士的权利。1925年泰戈尔访华，宣扬“东方精神性优于西方物质主义”，被时人批评为东方宗教无用的活化石，而这种无效性导致了印度的殖民化以及中国的半殖民化。他呼吁重开中印之间已经荒草丛生的小路，以共同的精神性联合两国，却无人响应。不管是泰戈尔还是佛教改革者的信息，都未能提供拯救中国的具体方案。

正如我们所见，自隋唐以来，中国政府就利用佛教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从满清王朝利用喇嘛教，一直到毛泽东在亚洲的国际关系策略上使用佛教。然而，也有一些中国人真诚地认为，佛教作为超民族的信仰，能够将东亚各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西方并解决共同的问题。尽管泰戈尔的精神泛亚洲主义被拒绝，但中国佛教团体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中国式佛教国际主义。然而，当他们宣扬佛教的国际性时，却遭遇了两种形式的强大抵抗。一种是普遍的排外主义，在近一个世纪的危机中由外国压力和中国的挫折感所产生的；另一种则是1919年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团结在排外的民族认同之下。当日本出于自身帝国利益，推动一种旨在铺平征服道路、驯服被征服者的佛教国际主义时，佛教在爱国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人眼中变得极其可憎。他们不仅对日本利用佛教作为心理战工具感到愤怒，还注意到日本“现代化”的佛教僧侣对专制且侵略性国家意志的服从。从中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佛教僧侣也可能成为专制与反动的工具；而这一结论是否公正，已经并不重要。

佛教历史作为视角

佛教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描绘出关于中华文明什么样的特质？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人长期坚持的一个理想，是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一个完整且自洽的整体。尽管历史上充满了与这一理想相矛盾的现实，但中国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理想上来，追求一个由统一思想体系支撑并加以合理化的单一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这一思想体系既与自身一致，也与其所支撑的制度保持一致。汉朝的秩序曾接近这一理想，而在隋唐时期，佛教也或多或少被成功整合进这一“恢复汉制”的努力之中。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宋代的思想体系拒绝将佛教作为一个独立传统，认为它违背了中国古代关于整体文明的理想，而仅仅采纳了其中与这一理想相容的部分。最近，我们看到了一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全面、更极权的整合，再次由国家强制推行的正统思想，支撑并合理化了一套制度秩序，而任何与官方认定思想体系不一致的宗教或世俗思想，都被排斥或压制。

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分裂时期以及整体性理想瓦解之时，是中国人唯一表现出对外来思想开放的时期。佛教不可能在统一的汉朝帝国中建立，就如同天主教不可能在清朝盛世中落地一样。公元300年到589年的分裂时期，与19至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第一个时期，佛教作为外来思想，在一个充满混乱与实验的时代中引发了兴趣和承诺；而在第二个时期，先是基督教、而后是西方的世俗信仰，吸引了那些渴望解决自身文明危机的人。在这两个时期中，人们普遍对古老传统采取破坏性的态度，焦虑而热切地寻找新的出路。在第一个时期之后的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是对佛教教义的改造与吸收。那么在当下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推测，尤其要意识到本土传统的侵蚀如今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我们对佛教在中国文明发展中角色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仍在持续的借鉴与转化过程，并分析未来可能出现的文化综合形态。

第三，我们应当看清，把中国对外来文化元素的处理简化为“吸收”这一概念是肤浅的。正如无数外族入侵并未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一样，佛教进入中国也并非只是被“吸收”了：它被转化、挪用，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综合体的一部分，与中国此前的经验迥然不同。认为中国是一片大海、使得所有注入它的小溪变咸，实际上歪曲了佛教在中国的真实历史，也会误导那些试图以此类比来预测中国文化未来的人。

第四，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和更近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一样，标明了中国人具有对某种思想或生活方式作出极端承诺的能力。西方人在评价中国文化时，常常受制于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这是一种由近代新儒家精英所构建的神话。这个神话的重要部分是，中国人始终是民族中心主义的、理性的和人本主义的。耶稣会士受这一神话所蒙蔽，并在西方加以传播，这种影响至今犹存。我们曾指出黄巾起义所体现出的狂热承诺，也提到佛教鼎盛时期的宗教热情、舍身奉献与虔诚修行的浪潮。如果你想要看这种能力在当代的证据，我推荐阅读葛林神父所著《加尔瓦略山上的中国》书中的“红衣尼姑”一章。

第五，我们在本书中多次指出，中国国家历来声称对行为与信仰拥有高度的权威。尽管这种控制有时未能完全实现，但其合法性从未被放弃。在佛教的漫长历史中，我们看到国家权力不断干预和限制思想与实践。我们也看到，国家对无法彻底清除的宗教信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选取其中可供社会控制之用的部分并加以利用。佛教组织未能维持教义纯粹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国家持久的压力与干预政策所致。在现代中国，这一趋势依然存在。共产党政权目前并未选择根除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样做并不明智。但共产党国家识别出这些宗教中对其策略有帮助的教义，只要在任何时候有利，它就会使用。三大宗教的护教者们悲哀地承认了中国政府这种历久不衰的权力，并配合强调那些国家目前认为有用的信仰内容。

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历史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重复。那些说“毛泽东政权只是另一个王朝”的人，和那些说“中国与过去已彻底决裂”的人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在我看来，一个民族集体历史中的重大塑形经验，如果被正确理解，能够解释这个文明为何成为今日的样貌，并暗示它如何应对现在以及未来的挑战。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经验，便是他们数千年来应对从印度传来的宗教与文化的历程。如果我们忽视或误解这一经验的历史，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文化与性格时，必然会误入歧途。

这是英国作家 E.M. Forster 发表于1909的短篇小说。原文版权已进入公共领域，中文由我译出。

1909年的英国，电报网络已建成，电话技术刚兴起。跑着蒸汽火车的铁路网已成型，蒸汽汽车刚开始替代马车。而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是个孩子，清朝剩下最后两年。电报网络刚起步，同年建成第一条独立施工的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

一百多年来，日新月异，加速再加速。然而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篇小说却更加切时了。机器加快了进化的脚步，但我们不会。

一、飞船

试想一个小房间，六边形，如蜂巢中的巢室。没有窗户，也没有灯，却充盈着柔和的光辉。没有通风口，却空气清新。也没有乐器，但就在我开始沉思时，房间回响着悠扬的乐声。中央一把扶手椅，旁边一张阅读桌，就是全部的家具了。扶手椅里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肉团：一个身高约一米五、脸色白得像蘑菇的女人。这间小屋，是属于她的。

铃声响起。

女人碰了一下开关，音乐戛然而止。

“看来我得看看是谁。”她心想，启动了座椅。座椅和音乐一样由机械驱动，载着她滑向房间的另一端，铃声还在不停响着。

“谁啊？”她喊道。她的声音显得焦躁，因为音乐响起后她总被打断。她认识好几千人；在某些方面，人类之间的交往已经取得了极大进步。

她把耳朵贴上听筒后，苍白的脸上皱起了笑纹。她说：“好吧，我们聊聊。我这就开启隔离，不让别人打扰。接下来的五分钟不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库诺，我可以给你整整五分钟。然后我就得去发表演讲了，讲澳洲时期的音乐”。

她轻触隔离旋钮，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找她。接着她又碰了碰灯光旋钮，小屋顿时陷入黑暗。“快点！”她喊道，语气中又带上了不耐烦，“快点，库诺。我正在黑暗里浪费时间。”

然而足足过了十五秒，她手中的圆盘才开始发光。一道淡蓝色的光掠过盘面，渐渐转为紫色。不一会儿，她就看见了自己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儿子的影像，他也能看见她。“库诺，你可真慢啊。”

他阴郁地笑了笑。

“我真觉得你是故意在磨蹭。”

“我之前找过你，妈妈，可你要么在忙，要么在隔离。我有件特别的事跟你说。”

“什么事呀，亲爱的？快说吧。为啥不用气动邮件告诉给我呢？”

“因为这种事我想亲口和你说。我想——”

“你想什么了？”

“我想让你来看我。”

瓦希蒂注视着蓝色屏幕里的儿子脸庞。

“可我不是看见你了吗！”她惊呼，“你还想怎样呢？”

“我不想隔着机器见你。”库诺说，“我不想通过这讨厌的机器和你说话。”

“噢，行了！”他母亲有点惊讶，“别说机器的坏话。”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这说得好像机器是神造的！”儿子喊道。

“我看你一难过就去跟机器祈祷。别忘了机器是人造的。伟人造的，但毕竟是人。机器了不起，但不是万能的。我在屏幕里看到像你的影像，但不是你本人。我通过听筒听到像你的声音，但不是你的真声。所以我才想让你来，来看看我，面对面地聊聊我心里的希望。”

她回答说，她腾不出时间跑一趟。

“坐飞船来用不了两天。”

“我讨厌飞船。”

“为啥？”

“我不喜欢看到焦黄的大地和海洋，还有黑夜里的星星。我坐在飞船里也没有什么想法。”

“而我除了在飞船上，哪儿都得不到想法”

“空中的飞船能给你什么的想法？”她问。他停顿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有四颗明亮的星星排成长方形，中间有三颗星紧紧挨在一起，从那三颗星垂下去，连着另外三颗星？”

“不，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星星。不过它们给你什么想法了吗？有意思，告诉我吧。”

“我觉得它们像一个人。”

“我不明白。”

“那四颗星星是那人的双肩和双膝。中间那三颗星星就像人们过去系的腰带，而垂下的三颗星就像一把剑。”

“一把剑？”

“人们随身带着剑，用来杀动物和其他人类。”

“这想法不怎么样，不过倒挺新奇的。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的？”

“在飞船上——”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仿佛露出了忧伤的神情。但她无法确定，因为机器无法传递细微的表情。在瓦希蒂看来，它给出了人的大概轮廓，对于实际沟通完全足够。某个已被淘汰的哲学曾宣称，人际交往的实质在于那不可量化的“味道”，而机器恰如其分地忽略了这一点，就像人造水果里忽视了葡萄难以言喻的味道一样。我们这一族群，早就习惯接受这种“差不多就行了”的东西。

“其实，”他接着说，“我就是想再看看那些星星。那几颗星很奇妙。我想像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那样看看它们，不是在飞船上，而是在地面上。我想去地面上看看。”她再次被惊到了。

“妈妈，你一定得来，哪怕只是为了跟我讲清楚，去地面到底有什么害处。”

“并没有什么害处，”她故作镇定地回答，“但也没有好处。地表不过是尘土和泥浆，没有好处可言。只有尘土与泥浆，早已没有生命存在。而且你必须得戴上呼吸器，否则外界的寒气会杀死你。人在外界空气里马上就会死去。”

“我知道。我当然会做好一切防护措施。”

“而且——”

“嗯？”

她思忖了片刻，小心措辞。儿子的脾气有些古怪，她想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这跟时代精神相悖。”她坚称道。

“你的意思是说，跟机器精神相悖？”

“可以这么说，不过——”

蓝色屏幕上他的影像暗淡下去了。

“库诺！”

他断开了连接，将自己隔离起来。

有一瞬间，瓦希蒂感到了孤独。

然后她打开灯，看到自己的房间沐浴在光明中，到处镶嵌着按钮，熟悉景象又让她振作起来。旋钮和开关随处可见，食物的按钮、音乐的按钮、衣服的按钮。有热水浴按钮，一按下去，地板上就会升起一个仿大理石浴盆，盛满温热无味的液体。还有冷水浴按钮。有读文献的按钮。当然也用来和朋友联系的按钮。这房间空空荡荡，却和世上她所关心的一切都保持着联系。

瓦希蒂接着关闭了隔离开关，这三分钟里累积的一切讯息朝她蜂拥而来。房间充斥着铃声和传声管的喧嚣。那种新食物味道如何？能不能推荐一下？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吗？我能不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她最近能否抽时间参观一下公共育婴室？比如这月这天。

对于大多数问题，她都带着不耐烦一一作答。不耐烦，是这节奏加速的时代越发普遍的脾性。她说新食物难吃得很，说她事务缠身无法抽空去公共育婴室，又说她自己没啥想法，不过刚刚听了个想法，大意是四颗星加中间三颗像一个人。她对此表示怀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然后关闭通讯，该去讲澳洲音乐了。

往日嘈杂的公众集会早已被废弃，如今瓦希蒂和听众们都不需要离开各自的房间。她端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发表讲话，而听众也各自在扶手椅上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开场，她以诙谐的视角讲述了前蒙古时期的音乐，接着又描述了中国征服之后音乐领域的大爆发。尽管伊山索派和布里斯班乐派的方法古老而原始，但她说，她觉得当今的音乐家们若去研究一下，也许会有收获：古法有新鲜之处，更最重要的是，它们有想法。

她的讲座持续了十分钟，反响不错。结束时，她和许多听众一起收听了一场关于大海的讲座。大海也能给予灵感，讲者还最近戴上呼吸器亲自去过海边。随后，她吃饭，与许多朋友交谈，洗了个澡，又聊了会儿天，然后召唤出了自己的床。那床并不是她喜欢的，它太大了，而她喜欢小一点的床。

抱怨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的床都一个尺寸，想要不同大小的话，就得对机器做出巨大改动。地下世界没有白昼黑夜，只有隔离与否。于是瓦希蒂将自己隔离起来，回顾着自上次召唤床铺以来发生的一切。有新的想法吗？几乎没有。有什么事发生吗？库诺的邀请算不算？

在她身旁的小阅读桌上，摆着一个从遍地杂物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本书。这就是《机器之书》。里面，有应对一切状况的指引。无论她觉得热、觉得冷、消化不良，还是一时语塞，她都会翻开这本书，书上会告诉她该按哪个按钮。这书是中央委员会出版的，装帧时髦而华丽。

她从床上坐起来，恭敬地将那本书捧在手中。她环顾灯火通明的房间，仿佛被人注视着。随即，她半羞半喜，低声呢喃着“啊，机器！啊，机器！”，把那厚书举到唇边。她三次亲吻书本，三次低头行礼，三次感受到那种顺从所带来的狂喜。

完成了这套仪式之后，她翻到第1367页，那里列着飞船起航的时间表，从南半球她所在的那片岛屿，飞往北半球儿子所在另一座岛屿。他们居住的地方，分别就在这些岛屿的地下。

她心想：“我没那个时间。”

她关灯睡去；醒来后开灯，点亮整个房间；她吃饭，与朋友们交流想法，听音乐、听讲座；然后再次关灯睡去。在她头顶、脚下和四周，机器永恒地轰鸣着。她对此充耳不闻，因为从出生起，耳中就一直是这轰鸣声。地球载着她，轰鸣着穿过寂静的太空，时而转向她看不见的太阳，时而转向她看不见的星辰。她醒来，又一次点亮房间。

“库诺！”

“我不和你说，”他答道，“除非你过来。”

“我们上次说话后，你去过地面了吗？”

他的影像又消失了。

她又去查阅《机器之书》。开始时，她非常紧张，瘫靠在椅背上，心怦怦乱跳。她就好似没有牙齿也没有头发一样。过了一会儿，她操纵座椅移向墙壁，按下一个不常用的按钮。墙壁缓缓打开，透过墙上的开口，她看见了一条弯曲的隧道，一眼望不到头。如果她要去看望儿子，这便是旅程的起点。

她当然清楚整个交通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一点也不神秘。她可以叫一辆车，那车就会载着她沿着隧道一路飞行，直达与飞船站连接的升降机。早在机器体系全面确立之前，这系统就已经投入使用了。当然，她也研究过上一代的文明，那个把系统功能搞错了的文明：他们用这些系统把人送去找东西，而不是把东西送到人面前。多么可笑啊，那时人们自己出门去换空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调节房里的空气！然而瓦希蒂还是被那隧道吓住了，自从她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她就再没见过隧道。隧道是弯曲的，但弧度与她记忆中的不太一样；隧道很亮，但不如某个讲师描述的那么亮。瓦希蒂被直接体验的恐惧攫住了。她缩回屋里，墙壁也重新合拢。

“库诺，”她说道，“我没法来看你。我身体不舒服。”

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装置立刻从天花板掉落到她身上，一支温度计自动贴在她胸口。她浑身乏力地躺着，冷敷贴安抚着她的额头。原来，库诺已经给她的医生发了信息。

所以即使是在机器之中，人类的激情依然时不时地胡闹一下。瓦希蒂吞下医生投传入她口中的药剂，那套机械随即升起，回到了天花板里。库诺的声音响起，问她感觉如何。

“好多了。”然后恼火地说：“可你为啥不来我这儿呢？”

“因为我离不开这里。”

“为什么？”

“因为随时随地，这里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情。”

“你到底去过地面没有？”

“还没呢。”

“那你是在说什么呢？”

“我是不会通过机器告诉你的。”

她又恢复了原本的生活。

然而库诺在她心中仍是个孩子。他出生、然后被送往公共育婴室；她曾去探望他，他也曾来探望她。等到机器给他在地球另一端分配了房间，这些探望就停止了。《机器之书》里说：“父母的责任在出生那刻即告终止。参见422327483页。”不错，但库诺的情况有些特别；其实她的每个孩子当年都挺特别。毕竟，如果是他真想要，她还是得鼓起勇气踏上旅途。而且“随时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年轻人胡说八道吧，但她还是得去。她再次按下那个陌生的按钮，墙壁再次缓缓打开，她看到了那弯向视线尽头之外的隧道。她紧紧攥着《机器之书》，站起身，蹒跚走上站台，呼叫了一辆车。房门在身后关闭：前往北半球的旅程开始了。

当然，一切都很方便。交通车到了，车内的扶手椅和她房间里的一模一样。她示意车停下来，然后颤巍巍地走进升降机。升降机里还有另一位乘客，这是数月来她第一次与一名同类面对面。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出行了，仰赖科学的进步，地球各处早已千篇一律。被上一个文明寄予厚望的高速交通，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既然北京跟施鲁斯伯里没两样，去那儿又有什么意义？既然施鲁斯伯里和北京完全相同，又何必返回施鲁斯伯里？人们极少移动身体，所有躁动都浓缩在了灵魂上。

飞船是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留着它，是因为留着比关停或精简容易，虽然它的运载能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需求。一艘接一艘的飞船从稻城或基督山（我沿用了古老的地名）的出舱口升起，驶入繁忙的天空，停泊在南方的码头，全程空载。飞船系统调控得精妙无比，丝毫不依赖气象条件，所以无论是晴朗还是多云，天空都宛如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呈现着周而复始的图案。瓦希蒂所乘的飞船，有时在日落时起航，有时又在黎明时启程。但无论何时，每当它飞临兰斯上空时，都会紧挨着一艘由赫尔辛福斯驶往巴西的飞船；而每当它第三次飞越阿尔卑斯山时，巴勒莫机群便会在它后方掠过。无论是白昼黑夜、狂风暴雨、还是潮汐地震，都再也无法阻碍人类前行。他已驾驭了自然这头巨兽。往日文学里那些对自然的赞叹与畏惧，如今听起来如童言一般荒诞。

然而，当瓦希蒂看见那艘巨大的飞船船身，和它在空气中长期暴露积累的污渍，她对直接体验的恐惧又回来了。飞船看上去和影像里的有点出入。首先，它带着一股气味，虽然不算浓烈也不算难闻，但确实有味道，以至于闭上眼睛她都能察觉到，有一个陌生的东西离她很近。接着，她还得从升降机走过去登船，不得不承受其他乘客投来的目光。在她前面的男子不慎掉了手中的《机器之书》，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所有人都因此不安起来。在各自的房间里，书本要是掉了，地板会自动升起将其拾起，但飞船的舷梯上却没这样的装置，那本神圣的书籍就那么静静躺在地上。这情形太出人意料，一行人都停住了。而那男子并没有去捡他的东西，反而摸了摸自己手臂上的肌肉，奇怪它们为啥失效了。然后居然有人直接说话了：“我们要迟到了”。于是众人又成群结队地登上飞船，瓦希蒂也踩着书页跨了过去。

进入飞船后，她愈发焦虑。这里的设施陈旧粗糙。居然还有一个女服务员，瓦希蒂需要什么得向她提出需求。一条旋转走道贯穿船舱，她得沿走道步行去自己的舱位。舱室条件有好有坏，而她分到的并不是最好的。她认定那服务员偏心，不禁怒火中烧。但身后的玻璃门已经关上，她没法回头了。她望见前厅尽头，她刚才乘坐上来的电梯正空无一人地上下运行着。在那光洁瓷砖铺就的走廊之下，一层又一层房间一直延伸到地底深处，每间房里都坐着一个人，吃饭，睡觉，胡思乱想。深藏在那蜂巢底部的，是她自己的房间。瓦希蒂害怕了。“啊，机器啊！”她呢喃着，抚摸起她的《机器之书》，慢慢安下心来。

接着前厅的两壁仿佛融合到了一起，像梦中的过道一般。电梯消失了，先前掉落的书向左滑出了视线，光亮的瓷砖地面像河流一般向后掠去。微微一震之后，飞船冲出出舱隧道，翱翔在一片热带海洋上空。

黑夜降临了。有一瞬间，她看见苏门答腊群岛，海岸上的一座座灯塔，被泛着荧光的海浪环绕，发射着无人理睬的光束。这些景象很快也消失无踪，只剩下星星吸引着她的注意。星星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她头顶摇曳不定，一群群地从一扇天窗游移到另一扇天窗，好像整个宇宙都在随着旋转。而且，就像晴朗夜晚常见的那样，星星有时层次分明，有时又汇聚在同一平面；有时一层层堆叠到无穷的天际，有时又遮蔽了那天际的无穷，变成一道永远限制人类目光的天幕。不管是哪种景象，她都觉得难以忍受。乘客们愤怒地喊起来：“我们是要在黑暗中飞行吗？”于是那个疏忽的服务员连忙打开照明，又拉下了金属百叶窗。当这些飞船最初建造出来时，人们对直视世界的渴望尚未泯灭，飞船上配备了大量天窗和舷窗。对于习惯文明精致生活的人而言，这反倒带来了相应的不适。甚至在瓦希蒂的舱室里，都有一颗星星透过窗帘的一丝缝隙窥进来。昏昏沉沉睡了几小时后，她被一抹陌生的亮光惊醒了：黎明的曙光。

飞船极速向西，地球却向东的自转得更快，硬是把瓦希蒂一行拖回太阳。科学能延长黑夜，也只能延长片刻。想要抵消地球自转的宏大梦想早已破灭，和也许更宏大的梦想一起烟消云散了。前一个文明的目标，是要“追上太阳”，甚至“赶超太阳”。为此，人们造出了竞技飞机，速度极快，由最顶尖的头脑来驾驶。它们绕着地球飞，没完没了地绕圈，向西、再向西，人们欢呼雀跃。但终究徒劳。地球向东转得更快，重大事故不断发生，正在崛起的“机器委员会”宣布这种行为不合法、也不机械，违者当被流放。

关于流放，后文还会详述。

委员会这么做当然是对的。不过那场赶超太阳的尝试，却激发了人类在天体问题上最后的共同兴趣。那其实也是在任何事情上，人类最后一次，因思考世界之外的力量而凝聚在一起。太阳取得了胜利，但也宣告了它精神地位的终结。黎明、正午、黄昏、黄道轨迹，都再不会触动人们的生活和心灵。科学退回地下，把精力集中到她有把握解决的问题上去。

所以，当一缕玫瑰色的晨光爬进舱室时，瓦希蒂心烦意乱，试图把百叶窗关好。但窗帘啪地一下全卷了上去。透过天窗，她看见几朵淡粉色的云，在湛蓝的背景中轻轻荡漾。太阳渐渐升高，光辉直接洒入舱中，一片金色的海洋沿墙面倾泻而下。它随着飞船的晃动，如海浪般上下起伏，又如潮汐般稳步前进。稍不留意，那光很快就会照射到她脸上。一阵恐惧攫住了她，赶紧摁铃呼叫乘务员。乘务员也吓得不轻，但她无能为力；修理窗帘不在她职责范围。她只能建议这位女士换个舱室，于是瓦希蒂准备动身。

全世界的人几乎都一个模样了，但这位乘务员，也许是因其特殊工作使然，性情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她时常得对乘客直接说话，让她的举止有些野蛮和独特。瓦希蒂尖叫着闪避阳光时，服务员举止粗野，居然伸手去扶稳她。

“你好大的胆子！”这位乘客惊呼，“管好你自己！”

乘务员一脸困惑，连忙道歉说不该扶她。人们从来不互相触碰。这样的习惯由于机器的存在早已过时了。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瓦希蒂傲慢地问道。

“我们正飞越亚洲上空，”乘务员客客气气地说道。

“亚洲？”

“您别见怪，我说话俗气。我习惯用那些不机械的老地名称呼飞过的地方。”

“哦，我记得亚洲。蒙古人就是从那儿来的。”

“我们脚下，露天的地面上，矗着一座曾叫西姆拉的城市。您听说过蒙古人和布里斯班吗？”

“没有。”

“布里斯班也是建在露天之上的。

“右边那些山，让我带您看看。”服务员拉开一扇金属窗帘。喜马拉雅山主干脉展现在眼前。“那些山，它们曾被称作‘世界屋脊’。

“您知道，在文明之前，它们仿佛一道无法穿透的高墙，直指星空。那时人们以为除了神，谁都无法存在于山顶之上。多亏了机器，我们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了！”

“多亏了机器，我们真是大大进步了！”瓦希蒂附和道。

“多亏了机器，我们真是大大进步了！”昨晚那位掉了《机器之书》的乘客也站在过道里跟着念了一句。

“那些山坳里的白色物质，是什么啊？”

“我忘记它的名字了。”

“请把窗户关上吧。这些山给不了我想法。”

此刻的喜马拉雅山北坡，还深藏在暗影中；而印度次大陆的一侧，已经太阳普照。文字时代里，人们曾为了造纸毁掉山林。而现在，白雪在晨曦的光彩中醒来，云雾仍萦绕在干城章嘉峰的山腰。平原上，仍然可以看见几座城市的废墟，城墙旁河流已经枯成小水沟。这些遗迹旁边不时可见一些出舱口的痕迹，标示着现代城市的位置。放眼望去，空中无数飞船疾驰穿梭，纵横交织，精确而从容地互相避让。当它们想要避开低空大气的扰动、飞越世界屋脊时，就悠然升至高空。

“我们确实是进步了，多亏机器呀。”服务员再度念叨着，将那片喜马拉雅山藏回金属窗帘之后。

白昼无精打采地拖着步子向前。乘客们待在各自的舱室，彼此互相躲避着，带着一种几乎是生理性的厌恶，巴不得赶紧回到地下世界去。一共有八、九人，大多是年轻男性，从公共育婴室被派往地球各地逝者的空房间入住。昨晚那位掉书的男子正在返乡途中，他曾被派往苏门答腊负责人类繁衍。唯有瓦希蒂，是出于私愿而旅行。

中午时分，她又看了一眼地面。飞船正飞越另一道山脉，但云雾缭绕，她看不太清。成团的黑色岩块在她脚下漂浮，模糊地融入灰暗。山体形状奇崛，有一座像个卧倒的人体。

“这里也没什么想法。”瓦希蒂喃喃道，然后把那片高加索山脉也用金属窗帘遮住。傍晚时她又看了一眼。 他们正飞越一片金色的海洋，海里布满无数小岛和一个半岛。她又重复道：“这里也没什么想法。”然后把希腊也遮在了金属窗帘后。

二、维修装置

穿过前厅，穿过电梯，穿过地铁，穿过站台，穿过滑动门。沿着离开时的每一步，瓦西蒂原路返回，最终抵达了她儿子的房间，而这个房间和她自己的房间一模一样。难怪她会说这次拜访完全是多此一举。按钮、旋钮、摆着那本书的阅读桌、温度、空气、照明，一切都一模一样。即便此时此刻库诺，她的亲骨肉，终于站在了她身旁，又有什么意义呢？她教养良好，甚至没有和他握手。

她避开他的目光，说道：

“我来了。这趟旅程糟糕透顶，严重影响了我灵魂的修养。真不值得，库诺，真不值得。我的时间太宝贵了。阳光差点照到我，我还遇到了极其粗鲁的人。我只能停留几分钟。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说完我就得回去了。”

“我被威胁流放了，”库诺说道。

此刻她看向了他。

“我被威胁流放了，这种事我没法通过机器告诉你。”

流放意味着死亡。被流放的人暴露在空气之中，然后死在空气里。

“上次和你通话后，我去过了外面。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然后他们发现了我。”

“可你为什么不能出去！”她惊呼道，“到地表去完全是合法的、机械的呀。我最近还听了一场关于大海的讲座。根本没人反对。只需叫一个呼吸器，领一张外出证就行。这确实不是什么精神高尚的人会去做的事，我也求过你别去，但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啊。”

“可是我没有办外出许可证。”

“那你是怎么出去的？”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办法。”

这话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他只好又重复了一遍。

“你自己的办法？”她低声问，“可那样做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这个问题令她大为震撼。

“你开始崇拜机器了，”他冷冷地说道，“你觉得我找到自己的路，就是不虔诚。这就是委员会用流放来威胁我时的想法。”

瓦西蒂闻言大怒。“我什么都不崇拜！”她喊道，“我可是最先进的人。我并不认为你不虔诚，因为早就没有宗教信仰那套东西了。那些曾经存在的恐惧和迷信都被机器摧毁了。我只是说，你想找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新出路是……而且，现在也没有新的出口了呀。”

“大家都是这么假设的。”

“除了通过那些出口通道，还得有外出许可证，否则根本出不去。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那么，那本书错了。我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去过。”

库诺天生力气相当大。

在这年代，肌肉发达是种缺陷。每个婴儿出生时都会接受检查，凡是过于强壮的都会被消灭。人道主义者也许会有意见，但让一个运动员活下来，并不是真正的良善。在这机器为他提供的生活中，他永远无法感到幸福。他会渴望在树木上攀爬、在河中游泳、在草地和山峦间丈量身躯。人必须适应自己的环境，不是吗？在世界的拂晓，我们把体弱的婴儿丢弃在塔伊耶托斯山上；而在世界的夕阳，我们让强壮的人接受安乐死，好让机器得以进步，让机器得以进步，让机器永远进步下去。

“我们已经丧失了空间的概念，你知道的。我们总说‘空间被消解了’，其实我们消解的不是空间本身，而是对空间的感知。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我决心把它找回来，于是我开始在房间外的站台上来回走动。来来回回，直到我累了，于是我重新领会了‘近’和‘远’。‘近’是一个我用双脚可以迅速到达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要乘火车或飞船才能到达的地方。‘远’是一个我用双脚无法迅速抵达的地方。那个出口就是“远”的，尽管做火车的话只需要三十八秒。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我的第一课。人的双脚丈量距离，他的双手丈量拥有，他的身体丈量世间所有可爱、可欲和强健的东西。然后我就更进了一步：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呼唤你，可你没有来。

“这座城市建在地底深处，只有那些出口通道露出地表，这你也是知道的。我在自己房间外的站台上走来走去之后，又乘升降机到了上一层，在那里走。就这样一层又一层，一直来到最顶层，再往上就是地面了。所有的平台都一模一样，这一层层探索的唯一收获，就是增强了我的空间感和我的肌肉。我原以为我会满足于此，这毕竟不是什么小事。但当我边走边想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城市建造时人类还在呼吸外界空气，那时为工人预留过通风井。我满脑子都是这些通风井。我不停地想：它们是不是已经被机器发展出的各种输食管、输药管、输乐管占据了？还是留有残余？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它们还在，那一定是在最顶层的隧道中。除此之外，所有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

“我现在讲得很快，但别以为我当时不害怕，或者你的拒绝没有让我难过。在隧道里行走不合适、不机械、也不体面。我并不害怕踩上电铁轨而死去。我害怕的是更摸不着的东西，去做那些机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然后我对自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于是我就去了。很多次尝试之后，我找到了一个缺口。

“隧道里当然是有灯光的。到处都是光，人造的光，黑暗倒是例外。所以当我看到地砖上有一条黑缝时，我知道那是个例外，欣喜若狂。我把手伸了进去，一开始也只能伸进手臂，然后在里面兴奋地挥舞。我又撬松了一块地砖，把头伸了进去，对着黑暗喊道：‘我来了，我终将做到！’我的声音在无尽的通道中回荡。我仿佛听见那些已死去的工人的幽灵们在回应我，那些每个傍晚回到星空下、回到妻子身边的工人的幽灵们，以及每一代在户外活过的人们都在朝我呼喊：‘你终将做到，你快要来了。’”

他停了下来。他的样子荒唐可笑，但他最后的话却触动了她。

因为库诺最近曾申请做一名父亲，但委员会拒绝了。他不是机器想要繁衍下去的那种人。

“接着一列火车经过，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但我还是把头和手臂伸进了洞里。我这一天已经做得够多了，所以我爬回站台，乘升降机下去，叫来了我的床。啊，多么奇异的梦啊！然后我又呼唤了你，你又一次拒绝了。”

她摇了摇头，说道：

“别这样。别说这些可怕的事。你让我很难受。你这是在放弃文明。”

“可我重新找回了空间的感觉，一个人一旦如此便无法安于现状。我决心钻进那个洞口往竖井上爬。于是我锻炼我的手臂。日复一日，我做着各种可笑的动作，直到筋肉酸痛，直到我可以用双手把自己吊起来、举着床垫坚持好几分钟。然后我叫来一只呼吸器，出发了。

“一开始很容易。砖缝里的泥灰不知怎的已经松动了，我很快又推开了几块地砖，然后跟着它们爬进黑暗里，死者的幽灵给了我安慰。我说不清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描述我的感觉。我感到，第一次感到，一种对这腐败现状的抗议。正如那些死去的人在安慰我，我也在安慰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我感到人性依然存在，一丝不挂地存在着。我该如何解释？它光着身子，人性本身仿佛是光着身子的。所有这些管道、按钮和机器没有和我们一同来到世上，也不会随我们而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它们也不是最要紧的。如果我够强壮，我会撕掉所有衣物，毫无遮蔽地走到外面的空气中去。但这不适合我，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不适合。我戴着呼吸器、穿着卫生服、拿着营养药片往上爬！不过总好过什么都不做。

“那里有把梯子，某种原始金属做的。铁路的光照亮了梯子最下面几级，我看到它从井底的碎石中笔直向上延伸。也许在建造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每天会顺着它上上下下十几次。我往上爬，粗糙的棱角割破了我的手套，双手磨出了血。灯光帮了我一会儿，然后是黑暗，更糟糕的是寂静，像一把剑一样穿透耳朵的寂静。机器一直在轰鸣！你知道吗？它的轰鸣声渗入我们的血液，甚至会引导我们的思想，谁知道呢！当时我正在超出它的影响范围。然后我心想：‘这安静意味着我在做不该做的事。’可我听到了寂静中的声音，它们再次给了我力量。”他笑了笑，“我确实需要它们。下一秒我的头就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她叹了口气。

“我已经摸到了用来隔绝外界空气的密封门。你可能在飞船上注意到过。一片漆黑，我的双脚踩在看不见的梯子上，双手受了伤，我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一段的，但那些声音依然安慰着我。我开始摸索起门上的装置。那个塞子大概有两米半宽吧。我把手尽量向中央探去。它非常光滑。我快要摸到了中心，但还差一点点，我的手臂不够长。然后有个声音说：‘跳吧。值得的。也许中心有个把手，你可以抓住它，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找我们。如果没有把手，你可能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但也是值得的：你还是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找我们。’于是我跳了。那里有一个把手，然后——”

他停住了。他母亲的眼中涌出了泪水。她知道他命该如此。就算他今天不死，明天也会死。这世界容不下这种人。她的怜悯中夹杂着厌恶。她为自己生了这样一个儿子而羞愧，她过去一直那么体面、那么充满想法。眼前这个人，真是当年那个小男孩，那个她教他使用按钮、带他读《机器之书》的小男孩吗？他上唇那碍眼的胡须都表明他正在退化回某种原始类型。对于返祖现象，机器是绝不会宽恕的。

“确实有一个把手，我也抓住了它。我悬在黑暗之上出了神，耳边机械运转的轰鸣，仿佛垂死梦境中最后的耳语。我曾经在意的所有事物，我曾经通过管道交谈过的所有人，此刻都显得无比渺小。就在这时把手转动了。我的体重带动了什么，我慢慢转着圈，然后——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脸朝着阳光躺着，鼻子和耳朵涌出了鲜血，耳边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那个密封门，我一直紧紧抓着，竟然直接从地下炸了出来，我们在这下面制造的空气从那个孔喷泄到上面的天空，像喷泉一样。我爬回到缺口旁，因为上层的空气灼人，然后从洞里大口吸气。我的呼吸器不知飞哪儿了，衣服也撕破了。我嘴贴着洞口趴着，不停地吮吸着空气，直到血止住。你想不到那场景有多奇怪。青草上的这个坑里，一会我会再说这个坑，阳光照射进来，不耀眼，是透过大理石般的云层洒下来的。那种宁静，那种淡然，那种空间感，还有掠过我面颊，我们的人工空气喷泉轰鸣着！不久我就发现了我的呼吸器，它在我头顶上方的气流中上下漂浮，而再往上，还有许多飞船。但从来没有人向飞船外张望，而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可能救我。于是我只能呆在那。阳光稍稍照进竖井，照亮梯子最上面的台阶，但想够到它根本不可能。我要不是被喷出的气流抛上去，就是掉进井，也就摔死了。我只能躺在草地上，不停地一口一口啜吸着空气，时不时环顾四周。

“我知道我在威塞克斯，因为出发前我特地听了一场关于它的讲座。我们在的这房间上方，就是威塞克斯。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王国，它的国王统治着从安德瑞兹瓦尔德一直到康沃尔的整个南部海岸，北面有万斯代克在高地保护着他们。讲师只讲了威塞克斯的兴起，所以我不知道它作为一支国际力量持续了多久，但知道了对我也没什么帮助。说实话，那时候我只能大笑。那时的我，身边躺着一个密封门，头上悬着一个呼吸器。我们三个，全都被困在一个小坑里，长满野草，蕨类环绕。”

接着他又阴沉起来。

“幸好那里是个小坑。因为空气开始落回去，像水注满碗一样将它填满。我可以在里面爬来爬去了。很快我站了起来。我呼吸着混合的气体，每当我想爬出去，那刺痛我的空气就占了上风。不过这也不算太糟。我还带着我的药片，依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快乐。至于机器，我完全忘了它的存在。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爬到坑洼顶上，那些蕨类那儿，看看外面是什么。

“我冲向斜坡。但新的空气还是太辣了，我看见一抹灰色之后就翻滚了下来。太阳的光变得非常微弱，我想起太阳此时位于天蝎座，这一点我之前也听过讲座。如果太阳在天蝎座，而你人在威塞克斯，那意味着你必须尽快，不然天会太黑了。这是我从讲座里得到的第一条有用信息，我想也会是最后一条。这个念头让我疯狂地去适应新鲜空气，尽我所能地从这池塘里往外挪动。小坑里的空气填充得好慢。有时我觉得喷泉喷得没那么有劲了。我的呼吸器好像离地更近了，轰鸣声也在减弱。”

他打住了。

“我不觉得这些对你来说有意思。剩下的部分就更没意思了。里面没有什么想法，我也真不该麻烦你赶来。我们太不一样了，母亲。”

她让他继续讲下去。

“我爬上坑沿时天已是傍晚。此时太阳快要滑出天空，我看不太清四周。你刚刚横跨了世界屋脊，大概不屑听我描述我看到的那些小山丘。低矮、无色的小山丘。但对我来说它们是活着的，草皮像一层肌肤，包裹着起伏的筋肉。我感到那些山丘，曾以无法估量的力量召唤着古人，古人也曾热爱过它们。现在它们沉睡了，也许会永远沉睡下去。它们在梦中与人类交流。能够唤醒威塞克斯群山的男人和女人们，是多么的幸福。因为即使群山睡去了，它们永远不会消亡。”

他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

“难道你看不见，难道你们那些讲师也看不见，是我们在走向灭亡，在这地下真正活着的只有机器吗？我们创造了机器来实现我们的意志，但现在我们却无法让它服从我们的意志。它剥夺了我们空间的感觉和触碰的感觉，模糊了一切人际关系，把爱缩减成了肉欲，瘫痪了我们的身体和意志，如今它迫使我们崇拜它。机器在发展，但不是在我们的方向上。机器在前进，但没有朝着我们的目标。我们仅仅是些血细胞，在它的动脉中循环，如果没有我们它也能运转，它早就让我们去死了。啊，我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说只有一个：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人们，我曾见过威塞克斯的群山，那艾尔弗里德征服丹麦人时所见到的群山。

“就这样太阳落山了。我忘了说，我所在的山与远处的山丘之间有一带薄雾，像是珍珠的颜色。”

他第二次打住了。

“继续，”他母亲疲倦地说。

他摇了摇头。

“说吧。你现在说什么都不会让我难过了。我已经麻木了。”

“我本想告诉你剩下的部分，但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做不到了。再见。”

瓦西蒂站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她所有的神经都因他的亵渎而颤抖。但她又充满了好奇。

“这不公平，”她抱怨道，“你把我从世界的另一头叫来听你的故事，我就一定要听完。告诉我，简短点，这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告诉我你是怎么回到文明世界的。”

“哦，这个！”他回过神来，说道。“你想听听我回归文明的经过。好。我说到呼吸器掉下来那里没有？”

“没有，不过我现在明白了。你戴上呼吸器，想办法沿地表走到了一个出口通道，然后你的行为被报告给了中央委员会。”

“完全不是。”

他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仿佛要抹去某种强烈的印象。接着，他继续讲述，再次投入故事中。

“天快黑的时候，我的呼吸器掉了下来。我提到喷泉似乎变弱了，对吧？”

“是的。”

“日落时分，气流让呼吸器掉了下来。就像我说的，我当时完全忘了机器，而且正忙于别的事情，所以并没太在意。我有那一潭空气，外界刺喉的空气让我难以忍受时，我可以钻进去，那潭空气可能可以维持好几天，只要没有风把它吹散。等我意识到气流停止意味着什么，已经太迟了。你看，隧道里的那个缺口已经修补好了。是维修装置，维修装置在追捕我。

“还有一个警示，我也忽视了。夜晚的天空比白天更加清澈。月亮，落后太阳半个天空，有时把山谷照得相当明亮。我当时待在平常的位置，在两种大气的交界处，忽然好像看到一个黑影掠过谷底，消失在竖井里。我一时愚蠢，便跑下去看。我俯下身，仔细听，仿佛听见深处有轻微的刮擦声。

“听到这声音我才警觉起来，可已经太晚了。我决定戴上呼吸器，走出山谷。但呼吸器没了。我知道它掉落的位置，就在密封门和洞口之间。我甚至摸得到它在草皮上留下的痕迹。可它已经不见了，我意识到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在作祟。我最好逃到另一片空气中去，朝着那朵珍珠色的云，如果非死不可，也要死在跑去的路上。但我没能出发。那场景太可怕了。从竖井里，一条蠕虫，一条长长的白色蠕虫，爬了出来，在月光下的草地上滑行。

“我尖叫起来。我做了所有不该做的事，我没有逃离那怪物，而是用脚猛踩它，它立刻卷住了我的脚踝。然后我们打了起来。那虫子任我在谷底四处奔跑，一边顺着我的腿越缠越高。我喊‘救命！’那段情形太可怕了。这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的部分。我喊‘救命！’我们为何不能默默承受？我喊‘救命！’接着我的双脚被牢牢捆住，我摔倒了，从那些可爱的蕨叶和活着的群山那被拖走，被拖过那个巨大的金属密封门。这一段我可以告诉你。我以为如果我再抓住那个把手也许还有希望。可那把手也被缠住了，无济于事。啊！整个山谷都是这些东西。它们四处搜寻，把谷底弄得光秃秃的，还有其他白色的蠕虫鼻子从洞口探出来，随时准备支援。凡是能搬动的东西，树枝、成捆的蕨草、一切一切，它们都搬来了，然后我们全都纠缠在一起坠入地狱。我最后看到的东西，在密封门关上之前，是几颗星星，我感到像我这样的人该活在天上。因为我反抗了，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直到我的头撞上了梯子，才安静下来。我醒来时已经在这个房间了。那些蠕虫消失了。我周围是人工的空气、人工的光、人工的宁静，我的朋友们正在通过传声管叫我，想知道我最近是否有什么新的灵感。”

他的故事到此结束了。这故事根本无从讨论，瓦西蒂转身离开。

“这事会以流放告终。”她平静地说道。

“我倒希望如此。”库诺呛了回去。

“机器已经非常仁慈了。”

“我宁愿上帝的慈悲。”

“你说这些迷信的话，是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在外面的空气里生活吗？”

“是的。”

“你有没有在那些出口周围见过，大起义后被放逐的人们的白骨？”

“见过。”

“那些白骨就留在他们死去的地方，留作警示。少数人爬走了，但他们也死了，谁能怀疑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流放者也是一样。地表已经不再适合生命生存。”

“真的。”

“也许蕨类和一点野草能存活，但所有高等生物都灭绝了。有哪艘飞船发现过它们吗？”

“没有。”

“有哪个讲师谈论过它们吗？”

“没有。”

“那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

“因为我见过他们。”他情绪激动地喊道。

“见过什么？”

“因为我在暮色中见过她。因为我呼救时她来帮过我。因为她也被那些蠕虫缠住了，而且比我幸运，她被其中一条刺穿喉咙，当场死去了。”

他疯了。瓦西蒂离开了。在随后的动荡中，她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脸。

三、流放

在库诺出逃之后的几年，机器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看上去是巨变，但其实人们在思想上早有准备，它们不过是顺应了早已有之的倾向。第一件大事，就是取消呼吸器。

先进的思想者们，比如瓦希蒂，一向认为去地面游览是愚蠢的。飞船或许还有必要，但仅仅出于好奇跑出去，再坐着地面车缓慢挪动一两英里，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习惯既粗俗又不合理，它不会带来什么想法，而且与真正重要的习惯毫不相干。于是呼吸器被取消了，当然还有地面车。极少数讲师抱怨自己无法接触研究对象，但除此之外这一变化几乎没引起什么波澜。那些仍然想了解地表世界的人，去听录音、看录像就够了。甚至连讲师们，最终也默认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发现，即便不亲临其境，从现有素材拼凑一场关于大海的讲座，效果也丝毫不减。“要提防原创的想法！”一位最先进的讲师宣称，“原创的想法根本不存在。它们不过是由爱与惧这些情感在肉体上产生的印象罢了，从这粗鄙的根基上能建立起什么哲学呢？你的想法得是二手的，若能先转手十遍更好，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远离阻碍人们的直接观察。不要去学习任何关于这个讲座主题直接资料，比如‘法国大革命’；相反，你要去了解，我如何看待伊尼加蒙认为尤里森认为葛奇认为何永认为池步生认为卡莱尔认为米拉波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言论。

通过这八位伟大思想者的中介，巴黎洒下的鲜血、凡尔赛打碎的窗户，提炼澄成了一种你们能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有效运用的想法。但务必要确保中介越多越丰富越好，因为在历史领域，总需要用一个权威来制衡另一个权威。尤里森必须去对抗何永的怀疑论和伊尼加蒙的偏见，而我本人也得去对抗葛奇的浮躁。你们这些听我演讲的人，比起我来，更有条件判断法国大革命的真谛。你们的后代则会比你们的条件更好，因为他们将了解到你们认为我在想什么，这条链条中又将新增一重中介。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声调高昂起来，“终有一天，会出现这样一代人：他们超越了一切事实，超越了一切感官印象，成为一代 ——”

他引用诗句道：

“——纯如天使般自由，

毫无人性的瑕疵——”

接着恢复演讲：

”他们将会看待法国大革命，不是看它当时实际上如何发生的，也不是看他们希望它如何发生的，而是看它在机器时代背景下，本该如何发生。”

这番演讲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它道出了人们心中早已潜伏着的想法，认为应当忽略地表事实，而取消呼吸器利大于弊。甚至有人提议也该废除飞船。不过这一步并未实行，因为飞船不知怎么已经深度融入机器之中。但年复一年，飞船的使用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少被思想深刻的人们提起。

第二件重大进展是宗教的重建。

这分心声，也同样在那场著名的讲座中讲了出来。没人听不出演讲结束时透出的虔诚之情，那种感情又在每个人心中引发了共鸣。那些长久以来默默崇拜着的人，现在开始公开谈论起来了。他们描述每次抚触《机器之书》时心中涌起的那种奇异祥和之感。描述诵念书中某些数字时所获得的愉悦，尽管这些数字在旁人听来几乎毫无意义。描述哪怕只是按下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按钮，或摁响一次无用的电铃，都能令他们欣喜若狂。

“机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给我们提供庇护，”人们高呼，“通过它我们听见彼此，通过它我们看见，在它之中我们找到自我。机器是灵感之友，迷信之敌：机器是万能的、永恒的；机器蒙福！”没过多久，这篇颂辞就被印在了《机器之书》的首页。在随后的版本里，这颂辞已经扩展成了一套繁复的赞颂与祈祷体系。“宗教”一词被刻意回避，并且理论上讲，机器依然被视为人造物和工具。但在实际上，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所有人都将它当作神明来膜拜。而且崇拜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信徒主要崇敬蓝色的光学屏幕，因为透过它能看见其他信徒；另一些则崇敬“修理装置”，也就是那个罪人库诺比作蠕虫的东西；还有人崇拜升降机，或是那本《机器之书》。每个人都会祈求自己所偏爱的那一环，希望它在机器这个整体面前替自己传达愿望。宗教迫害的现象也露出了苗头。因某些稍后详述的缘故，它并未马上爆发。但它潜伏着，所有不接受最低限度的“无派系机械主义”信仰的人，都生活在被流放的阴影下。而据我们所知，流放意味着死亡。

如果把这两大进展完全归功于中央委员会，那就未免把文明看得太狭隘了。的确，中央委员会宣布了这些进展，但它们之于这些变化的作用，比不上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国君主之于战争。与其说中央委员会引领了变革，不如说它们屈服于某种源头未知的隐形压力，而当这种压力释放之后，又会有新的、同样隐形的压力接踵而来。对于这种局面，人们乐于冠之以“进步”的名义。没有人承认机器已经失控。一年又一年，人们对机器的维护效率在提高，但对机器的理解却在下降。一个人越精通自己在机器上的职责，他便越不明白身边人的职责，于是整个世界无人真正知晓这头巨兽的全貌。那些大师的头脑都已作古，他们的确留下了详尽的指示，他们的继任者们也各自掌握了其中一部分。可是，人类在对于安逸的渴求中，已经过犹不及。它对自然资源的榨取过头了。人类正静静而自满地陷入颓废，所谓“进步”，已经变成了机器的进步。

至于瓦希蒂，在那最终的灾难来临之前，她的生活还是平静地一天天过着。她调暗房间后睡去，醒来后再调亮房间。她给演讲，听演讲。她与无数朋友交流思想，自信灵性修养日益提高。有时，她的某位朋友获得了“安乐死”的许可，离开自己的房间走向了人类无法理解的流放。瓦希蒂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在讲座不太成功的时候，她有时也会向机器申请给予自己安乐死。不过机器并不允许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一直没有批准她的请求。

乱象开始黯然生长，她对此浑然未觉。

某天，她惊讶地收到了一条儿子的讯息。他们从不联系，毫无共同语言。她只是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他在北半球行为不端，已被调往了南半球。而且，就在离她房间不远的地方住下了。

“他是想让我去看他吗？”她想道，“绝不会再去了，绝不。我也腾不出时间。”不，这是另一种程度的疯狂。

库诺不肯将自己的脸显现在蓝色屏幕上。他隐于黑暗中，用一种郑重的语气说：“机器停转了。”

“你说什么？”

“机器就要停转了，我知道，我知道征兆。”她闻言大笑起来。他听见她的笑声，愤然中断了通讯。之后他们再没有交谈。“还能比这更荒谬吗？”她对一位朋友说，“一个以前是我儿子的人，居然相信机器就要停转了。如果这不是疯，就只能是亵渎了。”

“机器停转？”她的朋友答道，“是什么意思？这话对我毫无意义。”

“对我来说也是。”

“我猜他该不是指，最近音乐上的问题吧？”

“哦，不，当然不是。不过我们说说音乐的事吧。”

“你跟管理部门投诉了吗？”

“投诉了。他们说需要修理，让我去找修理装置委员会。我投诉的是布里斯班乐派的交响乐里那些诡异的叹息声，搞得乐曲面目全非，听上去像痛苦的呻吟。修理装置委员会答复说很快就会修好。”

瓦希蒂带着隐约的不安，继续过她的日子。一来，音乐的故障声惹得她心烦意乱。二来，她忘不掉库诺的话。如果库诺当时知道音乐出了毛病（他不可能知道，因为他讨厌音乐），如果他预知乐曲出了错，那“机器停转”正是他会说出的刻薄话。当然，他纯属乱讲碰碰运气罢了，但这巧合还是让她心里不快。于是她带着几分急躁，去质问修理装置委员会。

委员会回答，和以前一样，说问题很快就会修好。

“很快！应该马上就修好！”她反驳道，“凭什么我要去操心不完美的音乐？问题都应该马上解决。如果你们不能马上修好，我就要向中央委员会投诉。”

“中央委员会不受理个人投诉。”修理装置委员会这么答复。

“那我该通过谁来投诉？”

“通过我们。”

“那我现在就投诉。”

“您的投诉会按顺序上报。”

“是否还有他人投诉过？”这个问题不机械，修理装置委员会拒绝作答。

“真是太不像话了！”她向另一位朋友大声抱怨。

“没有谁像我这么倒霉了。我连自己的音乐都放不下心。每次叫来音乐，一次比一次糟糕。”

“我也有我的问题，”那朋友回答道，“有时候我思考时会被刺耳的声音打断。”

“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那声音是我脑子里的，还是从墙里发出来的。”

“不管哪种情况，你都该投诉。”

“我投诉过了，他们说会按顺序把我的投诉交给中央委员会。”

时光流逝，他们对这些故障已不再心生怨愤。那些问题依旧没有修复，但末世时代的人体组织已变得极为驯服，对机器的每一个反常变化都能迅速顺应。布里斯班交响曲高潮处的呻吟不再刺激瓦希蒂，她已经把它当作旋律的一部分了。那刺耳的噪音，不论是在脑中还是在墙里，她的朋友也不再为之抓狂。而那些发霉的人造食品、开始发臭的沐浴液、诗歌机吐出的错误韵脚，一开始大家都猛烈抱怨过，随后也都逆来顺受、淡忘不提了。事态就这样每况愈下，却无人质疑阻止。

但睡眠装置的失效情况则不同。这是一个更严重的停摆。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各地，无论是苏门答腊，威塞克斯，还是库尔兰和巴西无数城市，人们疲惫地按下按钮召唤床铺时，床却再也没有如期出现。这件事乍听好像很可笑，但人类文明的崩溃自此正式拉开帷幕。负责该设备的委员会遭到了投诉者的围攻，照例把他们打发去找修理装置委员会。而修理装置委员会一如既往，保证会把投诉按序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但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因为人类毕竟还远没有适应完全不睡觉的生活。

“有人在暗中破坏机器——”有怨声开始出现。

“有人想要让自己当国王，把个人色彩重新带回社会。”

“把那人流放了！”

“快抢救！为机器报仇！捍卫机器！”

“宣战！宰了那人！”

不过这时修理装置委员会站了出来，用谨慎的措辞平息了恐慌。他们承认，机器的维修装置本身需要检修了。

这一坦率的承认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当然，”一位著名讲师说，就是那位讲“法国大革命”、擅长为每一次新的腐化涂脂抹粉的讲师。“我们当然不该在此刻咄咄逼人地提出抱怨。修理装置过去待我们那么好，我们应体谅它，耐心等待它恢复运行。只要时机成熟，它自然会重执其职。在此期间，让我们暂时没有床睡、没有药片吃，暂时放弃其它这些小需求。我相信，这正是机器所期望我们采取的态度。”数千里之外，他的听众为之鼓掌。机器依旧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海底深处、高山之基下，电线纵横交错，构成了他们世代承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他们的思绪也被无数运转声编织成同一件顺从的外衣。只有年老和多病的人仍心存怨怼，因为谣传连安乐死程序也出现了故障，久违的痛苦再度在人间出现。

阅读也变得困难起来。大气中弥漫着一股霉疫般的阴霾，使光线变得昏暗。瓦希蒂有时几乎看不清房间的对面。空气污浊起来了。人们发出了猛烈的抱怨，然而所有补救措施均告无效。演讲者们大声疾呼，语调虽慷慨激昂却显得空洞无力：“振作！振作！只要机器继续运转，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机器，黑暗与光明并无二致。”尽管过了一阵子情况稍有好转，但昔日的辉煌再也无法重现，人类自此踏入黄昏期，再没有走出来过。有的歇斯底里的声音提出要采取某些“措施”，甚至建立“临时独裁”；苏门答腊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熟悉中央发电站的运作，而那座发电站位于法兰西。不过，总体而言恐慌占据了主导。人们把精力花在对着他们手中的《机器之书》祈祷上，那本书是机器全能的实证。恐惧时深时浅，有时候甚至传来点燃希望的谣言：说修理装置差不多修好了，说机器的敌人已被制服，说新的“神经中枢”正在演化出来，将比以前更有力地承担起职能。然而终于有一天，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整个通信系统突然在全球范围内崩溃了。按照他们先前对世界的理解，世界就此终结了。

事发之时，瓦希蒂正在发表一场演讲。起初，她的讲稿不时赢得掌声。但越讲下去，听众越安静无声，到最后结束时竟然一片寂静。她心里不快，便呼叫了一位专精“共鸣”的朋友。没有回应，十之八九是那朋友睡着了。接着她又尝试呼叫下一位朋友，再下一位，结果依然如故。直到最后，她想起了库诺那句意味谜一样的话：“机器停转了”。

这句话对她而言依旧没什么意义。即使永恒本身暂停了，机器当然也会很快重启。

比如，目前环境里还有一丝光亮与空气；就在几小时前，空气状况还稍有好转。她手头还有那本《机器之书》，只要书在，安全感就在。

然后，她彻底崩溃了，因为随着机器活动的停止，一种始料未及的恐惧降临了：寂静。她从未体验过寂静，它的到来几乎要了她的命。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当场夺去了生命。自她出生以来，周围就一直被机器稳定的嗡鸣声所包围。那嗡鸣对于耳朵而言，就如同人造空气对于肺一样必不可少，如今它的消失令剧痛在她大脑中翻涌。她几乎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就踉跄向前，猛地按下了那个陌生的按钮，也就是能打开她小房门的那个按钮。

这个隔间的门是靠自身的机械铰链运作的，它并不依赖正远在法兰西奄奄一息的中央电站。门开了，这让瓦希蒂心中燃起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她以为机器已经修好了。门开了，她看到了那条通往自由的昏暗隧道伸向远方。只一眼，她立刻又退缩回来。因为隧道里塞满了人：她几乎是本市最后一个察觉异状的人了。

无论何时，人群对她而言都带有几分可憎，此刻眼前的景象更犹如她噩梦中最恐怖的画面。人们在隧道里四处爬行，有人大声尖叫，有人呜咽抽泣，有人拼命喘气。他们挤做一团，彼此碰撞推搡，又不时消失在黑暗中，不断有人被挤下站台，跌落到通电的轨道上。有些人围住电铃互相争斗，拼命想要呼唤已经无法启动的列车。

还有的人声嘶力竭地呼喊要求安乐死或是呼吸器，也有人在大声咒骂机器。另有一些人呆立在自己小房间的门口，跟她一样惊恐万状，不知道是留在房间里还是离开房间更好。而笼罩在这一切喧嚣背后的，依然是寂静：那寂静正是大地的声音，是逝去世代的声音。

不——这比孤独更加可怕。她再次关上门，坐下等待最后的时刻。机器继续解体，伴随着可怕的破裂与沸腾声。控制医疗装置的阀门肯定坏了，因为医疗装置已经断裂，可怖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地板升起又落下，将她从椅子上甩了下来。一条管子像蛇一样向她蠕动。终于，最后的恐惧来临了：灯开始变暗，她知道文明的漫漫长日走到了尽头。

她疯狂地四下旋转，祈求能从眼前的境地中得救，不管以什么方式。她一边连连亲吻着《机器之书》，一边接连不断地猛按各种按钮。外面的喧嚣声越来越大，穿透了墙壁。房间里的光亮慢慢暗淡下来，金属开关上反射的光也逐渐消失。她看不见阅读桌，然后也看不见书了，即使书就拿在她手里。光明和声音一起消逝，空气也跟随着光明一起消逝，久违的虚空重新回到了这被占据已久的洞穴。瓦希蒂继续在屋里团团转，如同古老宗教的狂热信徒那样，她声嘶力竭地尖叫、祈祷，用鲜血淋漓的双手猛击按钮。就这样，她打开了自己的牢笼，得以逃脱，精神上逃脱了：至少在我的沉思结束前，事情看起来是这样。至于她是否肉身逃脱，我看不真切。她无意间按中了控制门闩的开关，肮脏污浊的空气扑面而来，皮肤立即感受到冲击。她耳边响起低沉而急促的私语声，这些都告诉她，她再次身处那条隧道之中，来到了她曾亲眼目睹人们打斗的那个巨大的站台。然而此刻，那里的人们已经不再搏斗。只剩窸窣低语和微弱的呜咽声还荡漾其间。他们正成百上千地倒毙在黑暗之中。

她放声痛哭。

很快，另一个人的眼泪回应了她。

他们俩为人类而哭，而不是为自己。他们无法忍受这就是结局。在寂静彻底降临之前，他们敞开了心扉，也终于明白了地球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人啊，这万物血肉之花，这有形造物中最高贵者，曾经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神，在星辰上映射出自己的力量。而俊美、赤裸的人，正在死去，被他亲手织就的锦衣活活扼杀。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如今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局。当初，那件锦衣看上去如天堂般美好，以文明的色彩染成，以无私的丝线织就。它也的确会如天堂般美好，只要人类还能将其褪去，依旧凭借神圣的灵魂，和同样神圣的肉体而活。人对肉体所犯的罪，让他们悲恸不已。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亏待着自己的筋骨血肉、五感六觉，打着进化的幌子，直到把自己的躯体化作惨白的糨糊，变成同样惨白的观念的寄主。只剩那些握住过星辰的精神，偶尔在粘稠的身体里翻腾。

“你在哪儿？”她抽泣着问。

黑暗中传来他的声音：“这里。”

“还有希望吗，库诺？”

“对我们没有了。”

“你在哪儿？”她越过成堆的尸体向他爬去。他鲜血直流，溅满了她的双手。

“快点，”他喘息着，“我快死了。但我们触摸，我们交谈，不是通过机器。”他吻了她。

“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我们死去，但我们重新抓住了生命，就像当年威塞克斯的阿尔弗烈德击败丹人时那样。我们终于明白了外面的人所明白的，那些藏身于珍珠色云雾中的人们。”

“可是库诺，真的吗？地表上真的还有人类存活吗？难道这条隧道，这弥漫毒气的黑暗，真的不是终点？”

他回答道：“我见过他们，和他们说话，爱过他们。他们藏身在迷雾与蕨丛中，等待我们的文明终结。现在，他们是被流放的人，但明天——”

“哦，到了明天……肯定会有傻子重启机器，明天。

“绝不，”库诺说道，“绝不。人类已经汲取了教训。”

话音刚落，整座地下城就像蜂巢一样分崩离析。一艘飞船从出口通道闯入，径直撞上了一处坍塌的空港码头。它一路向下坠毁，一路爆炸，钢铁的机翼撕裂了一层又一层回廊。有一瞬间，他们看到了成片成片的死者遗体，而就在他们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之前，他们看到到了几缕纯净无瑕的天空。

上个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判决，认定美国财政部对 Tornado Cash 的制裁不合法。至此，Tornado Cash 案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虽然围绕 Tornado Cash 的争议远未结束，现在是时候回顾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看看这场变革到底走到了哪里。

隐私补丁

Tornado Cash 的来历，得从比特币说起。

比特币被称作”数字黄金“，却没有黄金的一大优点：隐私。“真金不怕火”，黄金容易验，也容易熔，容易抹去来历。但在比特币上，每个地址的余额需要通过历史交易计算出来的，每笔交易都明明白白写链上，没有隐私。

比特币之后的许多项目，比如 Monero 和 Zcash，尝试从一开始就支持交易记录的隐私。这样，整个网络能够确认一个地址有多少钱，却无法知道钱从哪里来。比特币则需要用混币器，给隐私打个补丁：一堆地址转钱给混币器，另一堆地址把钱取走，从外面看不出是谁转给了谁。

以太坊沿袭了比特币简单直接的设计，明文记录交易历史，同样需要混币器。Tornado Cash 是以太坊上最流行的混币器，以智能合约实现，经手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七十亿美元。它的使用者中有在意隐私的以太坊用户，有支持乌克兰、但又担心被俄国政府报复的捐赠者，也有被美国政府制裁的人和组织，比如朝鲜黑客团队 Lazarus。

这就让美国政府盯上了 Tornado Cash 。2022年5月，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先拿一个小的混币器开刀，进行制裁。确认效果不错之后，8月份宣布制裁 Tornado Cash。

OFAC 隶属美国财政部，专门负责制裁美国境外个人和团体，维护着一个官方黑名单。它的制裁针对美国国内，不允许美国个人和团体与黑名单上的人交易。

虽然以太坊是个分布在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但这些计算机和参与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资金、团队和市场。以太坊在数字世界维护着资金安全，而美国政府则可以从底层的物理世界入手。

这对数字世界的釜底抽薪，让那些在数字世界中抽象得简洁干净的概念，暴露出更细致的机理。于是这次制裁不仅关乎 Tornado Cash，也是一次对以太坊的压力测试。

制裁落地后，Tornado Cash 官网下线，许多交易所对与 Tornado Cash 合约交互过的地址进行封锁。这两者都对用户产生了巨大影响，存入量与取出量均开始断崖式下跌。

不过很快，Tornado Cash 上的交易量稳定在了原本的三成左右，同时混币池的大小在跌落之后开始缓慢爬升。混币池是存于合约中的代币，它的大小决定了使用者获得的匿名效果。这意味着，Tornado Cash 的核心功能并未受到影响，人们还在继续使用着。

制裁压力逐步渗透之后真正触及的，是以太坊的验证人们。验证人负责将交易打包为区块，然后将区块广播至网络。

是否接受来自于 Tornado Cash 的交易，由每个验证人自行决定。验证人们的行为合在一起，成为以太坊上 Tornado Cash 受到制裁的程度。

就这样，一个分布式网络抵抗审查的压力，落在了每个节点身上。

压力测试

2022年10月，哥伦比亚还是初夏，高原上的首都波哥大天气温热。全世界数万以太坊开发者、从业者、信仰者聚集到这里，参加以太坊开发者大会 Devcon。五层会议中心眼花缭乱的议题里，最火的当属合规问题：以太坊要与监管合作，还是与旧权力针锋相对、划出自己的疆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验证人开始配合审查了。于是开发者们开发出工具，用于监控每个区块的状态。会场的人们传阅着 mevwatch.info 上对审查状况的统计，看着 inclusion.watch 上计算的 Tornado Cash 交易花费的时间。在一次演讲中，讲者提出是否应该惩罚参与审查的验证人，销毁他们质押的代币；而台下的听众们，议论着是哪些验证人在配合审查。

Devcon 之后，以太坊社区提出了“提议者-构建者分离”，以增强抗审查能力。在这种设计中，验证人分为了建构者和提议者：前者将交易打包为区块、并发送给后者，后者再将其广播至网络。提议者只能看见区块的收益，无法看见区块的内容，这样只能考虑经济收益、而无法筛选交易地址。

虽然“提议者-构建者分离”没有正式上线，但以太坊的验证人们逐步分化为了提议者和建构者两类。于是 OFAC 的制裁，同时测试了“提议者-构建者分离”的设计是否有效。那么，它是否有效抵抗了审查？

2023年8月，六名 Tornado Cash 用户起诉美国财政部越权，德州一个地区法院裁决 Tornado Cash 用户败诉。这六名用户都来自以太坊生态中的重要项目，其中包括 Coinbase 的法律顾问。

OFAC 出台制裁后，人们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并无先例。但德州的裁决明确了几个重要的概念。一是，Tornado Cash 在法律上可以被视作一个法人，由 Tornado Cash 的开发者、代币持有者组成。二是，智能合约，哪怕无法被更改和控制，仍然能够被算作资产。所以法官决定，Tornado Cash 用户败诉，美国财政部可以制裁一个智能合约。

虽然没有造成舆论反响，这次判决悄然改变了建构者的行为。大量原本没有配合审查的建构者开始倒戈，避开 Tornado Cash 的交易。到了8月底，占区块总量89%的建构者已不再接受 Tornado Cash 交易。到了年底，主流建构者中只剩下 Titan Builder 一家仍在处理。

既然建构者开始配合审查了，那提议者呢？提议者-构建者分离主要为了保护提议者不受审查压力，但研究者们发现，德州法院的裁决依然改变了提议者行为。虽然提议者无法看见区块的内容，却可以决定接受哪些建构者的区块。在裁决后，许多提议者转而只接受配合审查的建构者的区块。

不过，两年下来，Tornado Cash 交易确认的时间一直都只需要几分钟，审查并未达到效果。只是这抗审查的能力，依赖一个建构者和少数几个提议者。

这些屈指可数的验证人，为什么顶住压力不审查 Tornado Cash？人们原先设想，经济诱因能够成为抵抗审查的动力。但研究者们统计了包含 Tornado Cash 的区块，发现它们比同期其他区块收益更低。这意味着，不配合监管的动力不是利益，而是某种观念。

2024年11月，联邦上诉法院重新审理了该案，推翻了德州地区法院的决定，认为 OFAC 的制裁并不合法。以太坊险胜。

监管部门没有达成目的，但同时制裁接近了以太坊抗审查能力的上限。这个上限，靠的是以太坊的去中心化与经济机制，也靠是以太坊社群的观念。

新的开始

Tornado Cash 在联邦上诉法院翻案的重点，是法院确认了不可更改的智能合约不算资产，不在财政部的管辖范围内。智能合约是个新东西，法律上该如何定义、又该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都没有先例。但 OFAC 直接套上“资产”这个旧概念，与事实不相符。

判决书结论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修补法律的盲点和弊端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执笔的法官 Don Willett 继续写到：“立法是国会的职责 — 也只能由国会执行。”

判决书的背景是刚过去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和他代表的共和党胜出。共和党支持更小的政府和更宽松的监管，特朗普多次表示对支持数字货币，并已经通过数字货币募捐近千万。而负责判决的法官 Don Willett，是特朗普在上一届总统任期中任命的联邦法官之一。

这些时机救了 Tornado Cash，但一系列变革才刚刚开始。这些变革比 Tornado Cash 本身深远得多，也的确超出了法庭的职权范围。

从加密通讯到内容版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不断地引发新的变革，也不断地上演着公权力与个人自由的拉锯。这一次，因为数字货币的金融属性，政府有强大的动力出手，民间也已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更有动力和资源反制。

制裁发生后，代表 Tornado Cash 用户状告美国政府的不再是散兵游勇们，而是得到 Coinbase 这样上市公司支持的法律团队。隐私技术不是停下了脚步，而是继续发展：隐私货币 Monero 紧接着进行了硬分叉，增强隐私能力；以太坊上的零知识（Zero Knowledge，ZK）技术也不断进化，在意隐私的用户们逐渐换用了 Railgun 等零知识工具。

但这并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现在很少有人讨论是该配合监管，还是另立山头。合规是唯一选项：毕竟，数字货币只有被更多人接受、参与更多物理世界的交易，才能够变得更有价值。Tornado Cash 制裁之后，以太坊的一些核心参与者提出了新的设计，让网络可以在不牺牲隐私的情况下更好地配合制裁。同时，数字货币的持有者们，也正在通过游说、打官司和资助竞选倒过来影响法律。

这场变革既是剧烈的权力争夺，也是两个系统剧烈的融合。不过争夺和融合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改变了。

一直以来，政府和资本控制信息最常见的方式是向信息中介施压。比如 Google、Facebook 或者互联网运营商，有层层法律要求它们配合政府或者版权方的审查。但区块链带来的去中介化，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Tornado Cash 不是一个平台或者服务，而是一个协议，不受任何人控制。这不同于原来的中介：它的创造者没有提供服务，政府也无法要求它的创造者承受审查的责任。

所有不可更改的合约都与 Tornado Cash 一样，是种新型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规范这种协议的生产和使用，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命运共同体

也许 Tornado Cash 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未知数，是几个真正的受害者们的命运。

他们是 Tornado Cash 的三位开发者，目前被各国政府打击报复。Alexey Pertsev 被荷兰政府逮捕，以洗钱为名被判入狱五年四个月；Roman Storm 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洗钱、违反制裁，面临最高20年刑期；Roman Semenov 同样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目前下落不明。

既然法院否决了智能合约是“资产”，那三位开发者也不应当因洗钱被起诉。也许美国司法部、荷兰政府会逐渐跟进，撤销诉讼。但这只是“应当”和“也许”，他们的未来是否有牢狱之灾，还是未知。人们仍在筹款，为 Alexey 与 Storm 聘请律师、争取自由。

对于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也许是寒蝉效应：那些敢于表达的少数人受到的处罚，让剩下的群体愈加不敢说、不敢想，最终导致所有人自由的丧失。开源软件所支撑的开放协议，好比计算机之间的言论，一样受到寒蝉效应的威胁，而且代价常常更加直接。

那开源代码，是否应当受到言论一样的保护？

30年前美苏冷战刚结束时，美国政府将加密算法视作军火，禁止出口。一位开发者 Phil Zimmermann 开发了邮件加密软件，免费分享给全世界的反战活动者使用，结果被美国政府起诉走私军火。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软件代码写了下来，出版成书，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Zimmermann 巧妙地展示了，代码不过是写下来的逻辑，和言论一样不应受到限制。

但30年后的今天，对于代码是否等同于言论，人们依然没有共识。代码能够被传播，还能被部署为智能合约、自动执行。这样进展让代码变得更强大和重要了，也因此更需要被规范；但它背后的创造者，也因此更需要被保护。这次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三名开发者的自由，也是新兴数字世界里的隐私权。

在许多层面上，我们所处的世界一直是相互连接的，也一直是去中心化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着身边的世界，也被身边的世界所影响。数字世界的不断成长，让这种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更加明显。而区块链的出现，让我们有机会将这种去中心化的具体运作方式，锁定在一个更好的博弈规则中。

抽象来看，区块链引发的变革是权力之争、观念之争。但真正寻找更好博弈规则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甚至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对 Pertsev、Storm 和 Semenov 的筹款、声援和判决，会决定他们的个人自由，也会决定未来有多少人继续创造，维护我们在数字空间的共同自由。

就像以太坊的抗审查能力取决于每个验证人一样，数字空间的命运共同体，终究取决于每个参与者。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一首纽约冬天的曲子。大提琴+钢舌鼓。 

一

西藏之家位于繁华的纽约第五大道边，一排排高楼间。红墙绿门，挤在一个正在施工的大楼旁，毫不起眼。

今天早上，我来这里参加一堂瑜伽和冥想课程。大门紧闭着，我和另外两名学员一起在门口等候。

闲聊之中，我知道今天的老师叫詹米。另一位老师叫约翰，“他是个真正的大师，你见到他就知道了，不过他周三和周四才会来教课”，一位年长一些、看起来很有经验的学员说。

不一会儿，一个看上去三四十岁、亲切有活力的金发女子从远处走来，是詹米。

詹米打开门带我们进去。一进门，右手是一排小小的转经筒，詹米顺手将它们转了起来。左手边，一个十四达赖喇嘛的铜制头像。正中间，一条通向二楼的楼梯。

二楼是主要的活动空间。一边是一个陈列室和小图书馆，另一边是一个空旷的大厅。大厅的墙上印着阿奇（Alchi）寺庙的壁画，猩红色的色调让我觉得回到了西藏。

大厅一侧有一个讲坛和几排座位。前几排坐垫，后几排椅子，看上去是打坐和上课用的。另一侧是两扇窗户，窗户之间一尊佛像。两扇窗户对着曼哈顿灰蒙蒙的大街，如同遥望另一个世界。

我们五个人在窗户面前，在这庙宇般房间的一角，铺开瑜伽垫，盘腿而坐。詹米带着大家吟诵祷词，开始上课。

二

祷词在大厅里回荡，诺大的大厅如同庙宇。墙上阿奇寺庙的壁画，打坐的众佛、众生千姿百态，烘托出庄严的氛围。

阿奇寺庙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脚下一个小村子中，始建于十一世纪。它是个藏传佛教寺庙，壁画独特的风格却让人看不出产地：符号与仪式来自藏区西部，人像手法来自克什米尔与中亚南部地区，风景则来自印度北部绘画。

阿奇寺庙壁画上的多罗菩萨。又作绿度母、多罗观音，汉传佛教中认为是观音菩萨化身。anonymu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原来觉得，瑜伽与藏传佛教是两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传统。瑜伽源于印度，藏传佛教源于西藏，各自都能往前追溯一千多年。一个在湿热的热带，另一个人在寒冷的高原，中间隔着一条喜马拉雅山脉。

一千年前阿奇寺庙开始的时候，这些传统还在裂变之中，尚未形成今天的形态。而现在的纽约，这些传统又在以新的方式融合与演变。

这大厅里的壁画，就像是历史的回声。

西藏之家建于一九八六年。由藏传佛教学者罗伯特·瑟曼、其妻子尼娜、演员李察·基尔、音乐家飞利浦·格拉斯一起，在达赖的帮助下成立。罗伯特是西藏之家的核心人物，也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藏传佛教研究者和传播者。

罗伯特与达赖的渊源追溯到一九六四年。当时刚毕业的罗伯特，和不少其他欧美年轻人一样，在印度游荡。罗伯特不久前失去了父亲，在新泽西认识了一位藏传佛教高僧，第一次了解到了佛教。通过这一层关系，罗伯特在印度遇到了二十九岁的达赖。曾经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达赖，五年前与北京政府合作失败，正流亡在印度。

几天的时间里，罗伯特与达赖长谈西方心理学与佛教哲学，并成为了好友。罗伯特经达赖剃度出家，成为了西方第一个藏传佛教和尚。多年后，他还俗回到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继续从事藏文和梵文典籍的翻译和研究。

达赖出走印度的这半个多世纪来，近二十万藏人流亡海外，大都定居在了印度各地。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达赖居住的小城已成了“小拉萨”。但印度政府并不提供公民身份，也不提供许多社会保障与福利，许多藏人不得不继续迁往欧美寻找新的机会。

迁往欧美的藏人中，许多是和达赖一样，在西藏完成了传统教育的年轻喇嘛。其中一些在政府和民间的资助下，进入英美的大学继续学习宗教学，接受了东西方的教育传统。他们在欧美建立起寺庙，开发新的教法，以适应寻找精神道路的欧美年轻人。

于是藏传佛教在欧美遍地开花，并不断演变着。

三

瑜伽课上，除我之外的三位学员都很有经验，已经各自练习起来了。詹米很快就发现我对瑜伽所知甚少，于是从最基本的瑜伽体式起，带着我一步步开始。

我一边试图记住动作，一边将注意力沉入呼吸、沉入身体的感知中。詹米鼓励我继续跟随自己的呼吸。她告诉我，西方的学员往往侧重肢体的部分，比较难协调呼吸与动作。可能是因为我练习冥想的原因，詹米说，我虽然不熟悉动作，但比较容易将呼吸与动作相连。

詹米教的瑜伽流派是阿师汤加瑜伽。阿师汤加瑜伽中，练习者内化一系列瑜伽体式组成的流程，每日练习。授课方式不是由老师示范、带着大家一起做，而是学生各自练习，老师在合适的时候指导学生调整动作，增加新的体式和难度。

这种授课方式被称作“迈索尔风格”，得名于印度城市迈索尔，阿师汤加瑜伽创始人乔伊斯最开始授课的地方。现代瑜伽是来自印度的晚近发明，与迈索尔有很深的渊源。

传统的瑜伽泛指许多不同的修行方法，以控制呼吸及生命能量。它们大部分与运动无关，而少部分侧重肢体动作和姿势的技巧则集中在哈他瑜伽这一支中。

在独立之前，印度经过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哈他瑜伽已被主流社会排斥与边缘化，仅存于苦行的瑜伽士中。

与此同时，为了强身健体，也为了摆脱英国殖民者统治下身体虚弱的刻板印象，许多印度人效仿英国，推广健身文化与方法。

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一些修行者开始将西方的健身方法、与印度的哈他瑜伽结合，淡化传统瑜伽中信仰与灵性的部分，逐渐开发出了现代瑜伽体式。

其中一位是奎师那玛查雅，被称作“现代瑜伽之父”。奎师那玛查雅在跟随许多修行者学习之后，开始在迈索尔教授自己整合过后的瑜伽体式。

奎师那玛查雅自己从未离开印度，但他的学生们将瑜伽带到了全世界，成为了诸多不同的流派。比如艾扬格瑜伽的艾扬格，和阿师汤加瑜伽的乔伊斯，各自带出了许多在欧美授课的学生。西藏之家的另一位老师约翰，就曾在迈索尔跟随乔伊斯学习多年。

传播到欧美之后的瑜伽也在继续演变着，变成一种健身方式，融入了日益增长的健身产业。

我跟詹米说，我之前在健身房里上过几次瑜伽课，和这次感觉很不一样。我觉得瑜伽练习和打坐类似，是内观的练习，但我在之前的课上只学到一些动作，总觉得不得要领。

詹米说，的确，瑜伽变成了健身房瑜伽和传统瑜伽。健身房里的瑜伽常常只作为力量与柔韧的练习，更像群体操。而传统瑜伽，则是有其哲学和灵性内涵。把冥想的传统和哲学带回到瑜伽，“正是我们想在这里做的”，詹米说着，眼里透着光。

她说起她在其它瑜伽馆里教课时，试图从祷词和冥想开始，让瑜伽回归原本的丰满内涵。不过，大多数学生难以进入状态，她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瑜伽馆反对。

“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想做的！”她再一次说。

四

七世纪玄奘从大唐出发去西天取经时，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刚开始衰退。信奉佛教的笈多王朝已经灭亡，印度黄金时代结束。玄奘在游记中记载，一路上看见了许多废弃的佛寺。

玄奘最重要目的地是那烂陀寺，印度东北部的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有严谨的学术与教育体系，是当时整个佛教世界的学术中心。

随着佛教衰退，许多信奉佛法的修行者，开始游荡于印度各地的山林野处，向种类繁多的印度教派学习幻术魔法与修行窍门，行不同的营生。这些苦行僧们无视社会禁忌与寺院戒律，学习各种密法。毕竟，如果看透了空性，那五毒皆是空。哪怕百无禁忌，也都不执着。

活路各异的佛教修行者们，后世称为大成就者，一般列位八十四个。这些不同的密法，则统称为“坦特罗密教”，有的保留在了哈他瑜伽之中。但更多的密法，通过这些大成就者们传回了那烂陀寺等寺院中，逐渐形成了了密宗体系。

北边的西藏地区，吐蕃帝国国力正盛，疆域日渐辽阔。吐蕃原来信仰苯教，但首领赤松德赞倾心佛教，请那烂陀寺高僧寂护来吐蕃弘扬佛法。然而苯教势力强盛，天灾人祸似鬼神之怒，不断阻挠寂护。寂护不得不暂时离开吐蕃。在反佛浪潮退却后，寂护请来大成就者莲花生大师，一同前往。

据说，莲花生原本被国王收养为王子，却因失手杀死大臣，被赶出宫廷，于是游荡四方，修行学法，掌握了许多神通。到了吐蕃，莲花生以神通降服苯教鬼神与巫师，建立了藏区第一座佛教寺庙，也将密教传统带到西藏。

到了十二世纪，来自阿富汗地区的古尔人，南下攻打印度地区，大肆破坏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宏伟的图书馆里的藏书大量被烧毁，许多僧侣携带佛经逃亡藏区，包括那烂陀寺最后一任主持。古尔人在印度建立了伊斯兰帝国，佛教在印度次大陆几乎绝迹。

而在北边的藏区，蒙古帝国先后占领了藏区与中原，元朝开始。藏传佛教在元朝成为了国教，进入鼎盛时期，许多典籍在这阶段编纂成书。佛教密宗在印度几乎失传的时候，却在藏区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藏传佛教的喇嘛们，成为了那烂陀寺的继承人。

现在流亡到印度的藏传佛教，像是这一千多年的大圈，又圆了回来。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传回印度，而是和许多印度传统一样，传往欧美，继续裂变与融合。

除了瑜伽，我之后又回到西藏之家参加了不同的课程。有一次是拙火瑜伽，有一次是梦瑜伽，两者都属于藏密传统中的“那洛巴六法”。

一同上课的有一位叫丹增的藏族大姐，在印度出生，父亲是藏传佛教认定的转世活佛。丹增在自己的儿女长大后，搬到了迈索尔学习瑜伽。最近来美国探亲时，继续随约翰学习。

丹增说起自己还在西藏的亲戚，有一次来到热带的迈索尔探望她，大惊失色，“你在这里做什么？这里这么热，又没有达赖喇嘛，为什么不回来？”亲戚告诉她，在西藏人们的生活很好，“只要别提达赖喇嘛，做什么都可以。”

丹增也想过回去。“那里多美呀。可是，我觉得我喜欢上了印度菜，甚至还有点喜欢热带的天气。回去的话，也许我不会真的习惯。我是藏人，但我也是印度人了呀”。

我问丹增，到了印度的藏传佛教是否会印度化，与现代瑜伽结合，或者以其他方式变得更容易传播？丹增说完全没有。“在迈索尔学阿师汤加瑜伽时，我是那里唯一一个藏族人”，她说。“而在这，我跟我妈妈说我在学拙火瑜伽时，她非常惊讶，‘那是寺庙里才能学的呀’。在印度，这些也只会在寺庙里教授的。”

“估计这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既能学到阿师汤加瑜伽又能学到拙火瑜伽的地方了”，我说。环顾四周，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藏族人、几个白人，跟着一个在印度拜师的白人老师学拙火瑜伽。

“这真是太纽约了”，旁边另一个学员说。

五

瑜伽课的最后，我们来到大厅另一侧的座位上，一起静坐冥想。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力量与拉伸，一个多小时借助身体的感知持续关注呼吸，内心变得非常平静。

静坐过后，詹米分享了一段她之前读到的话，关于我们的念头如何附身于眼前的事物，我们的头脑又会将之当成全部的真实。不管是瑜伽还是冥想，也都是一种提醒，在眼前的起起伏伏的表象之后，有一种不灭的意识与觉者，穿透众生。

我想起一个美国的作者写到在印度学习瑜伽的经历。许多欧美和印度的年轻人一起拜师学习，但有着很不一样的心态。欧美年轻人是精神世界的远行与探索，而对于印度年轻人，则像是传统的回归与复兴。

而我自己呢？也许是两者都有。在美国的环境中，佛教的教义与哲学让我感觉非常熟悉，我也日渐明白佛教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在成长时哺育我的中国文化。

不仅仅是熟悉，我甚至觉得它是眼前的世界里所缺失的。旧世界的神圣被科学拆解了，自然与人本身都在工业社会中成为了资源。我们沉入这崭新的虚空，失去了与其他生命和自己身心的连接。而佛教和其他几千年来在亚洲发展起来的传统，即使在刨去宗教的部分之后，仍然给我一种面对虚空的方式、一条共同摆脱痛苦的道路，也逐渐成为了我面对世界的一个支点。

但是，这又是远行的结果。在中国长大时，刚经历了文化浩劫，我身边少有熟悉传统的修行者，我也只能从书本中去抽象地了解。只有远走他乡之后，我才在另一片土地上、另一种语言中，发现那些熟悉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在鲜活地生长着。

离开西藏之家回到第五大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溢满了宽阔的街道。美国大选刚结束，共和党大获全胜，社交媒体上一片吵闹。然而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如既往。我走到华盛顿广场上，阳光下的年轻人们享受着闲暇，岁月安好。

不过人心的潮流已经悄然改变了方向，不再是进步与全球化，而是指向保守与传统。从美国到阿根廷，从俄国到伊朗，人们要重塑丢失的身份，彷佛试图拨回时钟。

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好奇像藏传佛教这样的东方传统，会如何延续下去。那些曾经的密教必须成为公开的方法，才能让更多的人体会；而杂糅在宗教信仰中的修法必须被拆解为技巧，才能被科学和理性检验。

而英文学术界，研究者们不断发明新的概念和学科，如“Contemplative Neuroscience”、“Compassion Science”，来囊括以佛教为首的诸多修行传统，并从中融合和提炼出能够被现代化的智慧和方法。

这些拆解和融合中，教派的边界被打破，旧有的权力结构被遗弃。这样的融合，也许是在转向传统的年代里，让纷纷躲进共同体中相互对峙的人们，还有寻找共同根源的方式。

行道树两旁的法国梧桐叶子金黄，落了一地。

法国梧桐是全世界最常见的行道树。我在中国时，看见它们一次次黄了又绿。如今又在美国，看见熟悉的树干斑驳，熟悉的黄叶满地。

冬天快来了。希望和温暖一样重要。

一

东村在曼哈顿的东南角。在寸土寸金的南曼哈顿，这里是相对便宜的，容纳了不少独立店铺和年轻人。东村的夜晚是年轻人的盛会，餐厅的座椅沿街铺开，一排排灯红酒绿。每个街区都有那么一家酒吧，要用自己的音乐覆满街道。走在街道上，每几步就换一次背景音乐，回荡着不同的语言，仿佛穿过一个个夜色中涌出的小世界。

今晚我在找巴克提中心（Bhakti Center），听说这里晚上有科尔坦（Kirtan），一种诵咒祈祷的活动。科尔坦虽然不算通常意义上的冥想，但同样会使人进入一种不同于日常的心理状态。

梵文“巴克提”常译作“奉爱”，指对神的虔诚与依恋。六世纪时，印度南部的诗人们掀起了奉爱运动，到十一、二世纪传播到整个印度，以诗和歌的方式，将吠陀经典不分种姓、不分信仰地传播给各地民众。奉爱运动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科尔坦，通过不断地吟唱咒语而进入狂喜，让参与者能够直接接近神。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巴克提中心挤在一排门面中间，木头的招牌，白色的字，看上去是一个精致的瑜伽馆。右手边一家素食餐厅，一样白色、素雅的风格。左手边则是一家古色古香的三明治店，一看就在这里扎根了许多年。

有许多其他年轻人已经在排队，背着背包，大约是刚下班。看起来，这是个香火兴旺的大庙。一进门，黄褐相间的色调，小小的前台，前台背后狭窄的楼梯。上了楼梯，右手边一个小商店和一个瑜伽教室。左手边一个更大的屋子，是今晚科尔坦的地方，人已经逐渐多了起来。进屋之前，是一面宽敞的鞋架，看上去常常容纳很多人。

屋子里，最远处有一排乐手，面向观众席地而坐。然后是六、七排红色的坐垫，已经满是席地而坐的人，再后面则是一排排椅子。环顾四周，一屋子坐满了四、五十人，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人们坐在座位上，合着乐声轻轻摇摆。

我脱鞋进屋，在后排椅子坐下。

二

在纽约街头，许多地方我都见到过科尔坦。在联合广场或者哥伦布环岛，常常会有一群衣着橙色僧袍的人，带着手鼓和簧风琴，一遍遍唱着奎师那（Krishna）的名字。不断重复的念诵中，他们神情恍惚而喜悦。在华盛顿广场一年一度的哈瑞奎师那（Hare Krishna）节日中，衣着鲜艳的人们汇成色彩的海洋。人们围着吟唱的僧侣，或席地而坐，或拍手转圈，融化在此起彼伏的声浪中。

这些科尔坦的传统，以及巴克提中心本身，都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六十九岁的印度僧侣帕布帕德，只身乘坐一艘货船，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两次心脏病发作，终于来到了纽约。这不是帕布帕德一时兴起的冒险，而是他毕生使命的一部分。

帕布帕德出生在一个信奉高迪亚毗湿奴派的家庭。高迪亚毗湿奴派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在孟加拉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帕布帕德二十多岁时，正值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开始寻求独立。他刚成为药剂师，遇见了同一教派的著名学者巴克提斯达塔。巴克提斯达塔成为了他的导师，并说服他用英文传播教义。此后的几十年中，帕布帕德出家修行，并遵循导师的建议，以英文写作、出版，将《博伽梵往世书》、《博伽梵歌》翻译为英文。

年近古稀的帕布帕德来到纽约，在公园唱起科尔坦。举目无亲的他几经波折，逐渐吸引了纽约人的注意，积累起来许多追随者。他在纽约建立了寺庙，名声也扩大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嬉皮士圈子中。高迪亚毗湿奴派的教导中戒律颇多，拒绝鱼肉蛋、婚外性行为、赌博和任何形式的娱乐药物，甚至包括咖啡和茶。这与嬉皮们的生活方式形成巨大反差，但他仍然成为了当时反文化运动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他来到三藩市，一下飞机迎接他的是著名诗人金斯伯格，以及近一百名唱诵着摩诃真言的年轻嬉皮。金斯伯格与作家艾伦·瓦茨、刚被哈佛开除的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乐队感恩至死等，组织了一场名为“真言摇滚舞会”的活动，将帕布帕德与他的修行法门介绍给三藩市的嬉皮们。

真言摇滚舞会海报。Harvey W. Cohen

超过三千名观众，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带着各式各样的乐器、抽着大麻，将活动场地挤得水泄不通。早在印度旅行时，金斯伯格就已经学会了摩诃真言，并一直大力推崇。而这次的科尔坦，是来自一位真正的印度修行者。他对台下的人们说，如果你刚从 LSD 的旅程中回到现实，科尔坦能帮你重新稳定下来。

帕布帕德从人群中登场，如摩西分开红海般穿过人群。几千名嬉皮在这位印度僧侣的领唱下学会了梵文的摩诃真言，一同歌唱和演奏，沉浸在群体仪式的喜悦中。对于许多参与者，这是反文化运动中的高光时刻。金斯伯格说，三藩市终于有了一场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音乐会。直到四十年之后，人们仍在伯克利举行真言摇滚舞会的纪念活动。

帕布帕德在三藩金门公园。Mukunda Goswami

与此同时，帕布帕德录制的摩诃真言，漂洋过海传到英国，到了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与约翰·列侬手里。本就在学习印度音乐的乔治·哈里森，与帕布帕德在伦敦的信徒们合作，录制了单曲《摩诃真言》。披头士的唱片公司发行了单曲，大获成功。从此，摩诃真言出现在许许多多的流行音乐中。

到了七十年代，带着西方的追随者们，帕布帕德重新回到了印度。此时正在全面西化的印度社会，惊讶地看见西方社会对于印度传统的兴趣和信仰，导致印度掀起了一场宗教与传统的复兴。而北边的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从共产主义的政治神话中苏醒过来，开始寻找信仰，于是与印度一起成为帕布帕德教义传播最快的地方。

将摩诃真言传播开的帕布帕得，是将印度教带到西方最成功的布道者。他创建的“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ISKCON）”，目前在全世界管理着八百多个活动场所，其中就包括巴克提中心。

在这些地方，奎师那的信仰者们仍然在歌颂着祂。

三

屋子里，最前面一排乐手演奏者轻柔的音乐，面向观众席地而坐。他们分别持簧风琴、木丹加鼓、贝斯、吉他和笛子。簧风琴是键盘乐器，通过推拉风箱发声，声音类似手风琴，但更繁复、悠长。木丹加鼓则是一种双面手鼓，两面鼓面大小不同，配合起来能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

手持手鼓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看上去二、三十岁，声音洪亮，在拨弄手鼓的同时说着与祷词相关的故事。她讲起某个印度村庄，她在那里听见这个祷词。村庄里的人们一贫如洗却乐善好施，透着无关物质生活的喜乐。她也讲起六十年代，帕布帕德对嬉皮士年轻人们说，你们嗑药能飞高一小会儿，为什么不戒掉药物，留在高处呢？她的语气里满是兴奋与向往，脸庞上透出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满足。

手持手鼓与簧风琴的两名女子轮流领唱，不断重复祷词。每句过后，众人则重复吟唱作为回应。梵文祷词的大意如下：

赞美献给神，拉妲的爱人，驱走黑暗与迷障的力量

这里的“神”指的是奎师那，而拉妲（Radha）是奎师那的配偶，也是奎师那的阴性对应物及内在力量。

吟唱悠长嘹亮，一应一合中，整屋的人进入平静安定的状态。领唱即兴抒发，曲调节奏多变。应合的众人，各人凭着自己的记忆与音域，同样在即兴变奏。许许多多的笃定与迟疑、低沉与高亢，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波波圆润有力的声浪。不知不觉中我身后挤满了人，找不到椅子的人们席地而坐，入定于音乐之中。接近一百人挤满了不大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即兴的合唱团。

下一段祷词便是著名的摩诃真言。领唱换成了前排的一名黑人女子，她动情地说，这十六字真言对她而言是神圣的祈祷，祈祷神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包括自己的缺憾、不足和负担，与神同在。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这段梵语咒语有许多解释。根据帕布帕德，“哈瑞”（Hare）指至高无上的神的能量，而“奎师那”（Krishna）、“罗摩”（Rama）则是至高无上的神本身。

印度教中，奎师那与罗摩都是众生守护之神毗湿奴（Vishnu）的不同化身。罗摩常作为国王与武士的角色，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而至今泰国国王仍然被称作“Rama”。奎师那象征保护与爱，最著名的故事是《薄伽梵歌》，是另一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章。

《罗摩衍那》篇幅很长，我只读过片段，除了恢弘的战争场面，我已经没有太多印象。而《薄伽梵歌》则简明扼要，我读过许多遍，在不同的年纪时读到不同的含义。

《薄伽梵歌》成书于公元前五到二世纪，全篇是奎师那与王子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阿周那乘着战车去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而奎师那则化身阿周那的车夫。但对面的敌人是阿周那的表兄弟与过去的师长，阿周那在这两难困境中，决定扔下手中的弓，放弃战争。

对话从此开始。奎师那向阿周那解释，为何在超脱了欲望与执念之后，还是要去行动，又如何不执着于行动的结果。这一过程中，奎师那向阿周那教授了禅定与瑜伽的方法，解释了自性、神我和意识，并表示自己才是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神，也是那欲望与幻象之下真正的自我。

作为奥义书之一，《薄伽梵歌》被许多文化和宗教奉为经典，其中就包括帕布帕德及 ISKCON 传承的高迪亚毗湿奴派。高迪亚毗湿奴派是一神教，将奎师那视作唯一信仰，与基督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的安拉、佛教的大日如来是同一个神。尽管是一神教，却依然保留了万物有灵的色彩，也因此更加尊重其他生命，不将文明与自然对立。

除了能够将人们团结起来的科尔坦之外，也许这样融合不同宗教的态度，也是高迪亚毗湿奴派能在基督教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四

领唱摩诃真言的女声悠长缭绕，风琴呜咽，众人以缭绕应合。随着一句句的重复，缭绕的苍凉逐渐丰满起来，转为激昂。手鼓、贝斯逐渐加入进来，然后是笛子。接过手鼓的黑人小伙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变换着越来越复杂的节拍。人们在愈加丰满的乐声中渐渐放开了嗓子，形成色彩丰富的合声。

有人拍起手来，于是众人也跟着拍手。随着拍子的配合，人们的歌声愈加嘹亮。在众声激昂的顶点，乐手们突然停止了演奏。歌声持续着，失去了乐器的承托，变成了更加纯粹的能量，一浪一浪地推着人们向前。在这能量散掉之前，乐器的声音又回来了，举托住节奏与旋律，让情绪舒缓下来，慢慢回到地面。

许多人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透着爱意，水草一般随音乐摇摆。这狂喜的场域竟有些像夜店和摇滚音乐节，只是没有药物和酒精，没有喧闹的电音和炫目的灯光，而是依赖人们由内而外激发的喜悦与共振。我自认为不太容易受到群体情绪感染，但端详着身边的陌生人在音乐和舞蹈中忘却自己，也不禁感受到了喜悦与满足。

人群慢慢安定下来后，领唱致意人群中一位白衣老者，讲起他二十年前歌唱科尔坦，震动四方街区，并邀请他领唱。老者推诿多次后坐在了话筒前，弹起了风琴。他声音低沉洪亮，笃定中有种穿越时间的轻快。众人的情绪在他的带领下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河，有时如小马奔腾在草原，有时又如雄鹰翱翔在山峰。

就像这样，两个小时的科尔坦中，许多不同的人轮流领唱，各自带着独特的风格与味道，带领众人穿越山峰和河谷。喜悦如温热的波浪一次次在人群中传开，忘却了自己的人们在音乐中拍手起舞。

科尔坦结束后，我和其他参与者一起享用素食，并与一开始讲故事的金发姑娘攀谈。她来自澳大利亚，父母信奉奎师那，从小就接触了科尔坦。来到纽约后，她时不时组织活动、维系社群，并邀请我加入了一个科尔坦群组。我环顾四周，一屋子的年轻人来自各个族裔，大部分是欧裔。有几个欧裔年轻人，自在地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看起来是这里熟识的常客。

我有时觉得，现在的年代与六、七十年代有些相似。经济快速增长的半个世纪后，在物质追求方面，年轻人少了许多机会，也淡了许多信仰，越来越多的人寻找灵性的道路。同时，社交媒体如同当年的致幻剂一样，将世界观与叙事快速裂变，却没能提供将原子化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形式。

眼前的景象，以及之后的许多次际遇，让我明白反文化运动在美国并没有远去，撒下的种子在继续生长。那些异域的传统，如今已经重生为当地的社群。这些信仰当初接住了游荡在精神世界里的嬉皮们，现在则成为了下一代的人的传统和身份。

我离开巴克提中心，走在东村的夜色里，依然震动于科尔坦的感染力。有时与朋友即兴音乐时，我会有类似的感受：与周遭的人们合而为一，喜乐的共振无拘无束地穿透彼此。但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有意创造这样的场域。科尔坦则以一种成熟的形态，将几十、上百的陌生人连接在一起，由音乐进入灵性的狂喜。不断重复的经文有种催眠效果，易于即兴发挥旋律；而没有具象含义的梵文咒语，可以让信仰者放入自己的爱与渴求。

夜色里，我穿过一片片不同的背景音乐，电子乐、摇滚乐，鲜明的节奏放大着酒精与大麻的迷醉，召唤着尚未枯竭的欲望。在这个去宗教、去神的时代，只有物质的增长与扩展，欲望和便捷的无止境满足，才是能被解释和理解的。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自己不止这些。我们都在某些场合体会过穿透个体的情绪，也在某些瞬间瞥见过自我与世界边界的消融。超越性体验、与超越性体验产生的凝聚力，是人性的一部分，也会在每一代人身上重新展现。

许多进入超越性体验的传统，比如冥想和瑜伽，都已经脱离原来的宗教语境，成为人们调整身心的技巧，开始接受科学与实证的审视。但除了可被剥离出来的技巧，宗教也包含的许多集会方式，让人们相聚，给人们带来与世界的连接，所谓的“海洋感觉”。人们仍然需要相聚、需要这种感觉，于是在诸神死去后，继续寻找和建立着新的共同体，以拙劣的替代品，重新对立起彼此。

也许科尔坦也能够脱离宗教语境，成为一种不再有表演者与观众的区分、每个人都可以融入其中的灵性体验。相比一场演出，科尔坦多了虔诚和信仰，多了歌咏的对象，多了喜乐的原因。或许，我们会找到不依赖人格化的神、而是直接指向生命与自然的信仰；保有传统宗教的力量，也为无神论者提供心灵家园。

这些遐想，与身后逐渐远去的巴克提中心，消散在了脚步匆匆的夜色里。

一

格林威治村，曼哈顿岛的东南部，我在找一个叫整体瑜伽中心（Integral Yoga Institute）的地方。

这里曾是垮掉一代和嬉皮士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贵得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不过，当年进步、多元、自由等理念还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旁边的基督教堂，不介绍教宗、教义，主打激进与包容；对面的 LGBT 社区中心，在艾滋病刚传入美国、反同情绪高涨的八十年代建立，帮助受到威胁的性少数群体。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整体瑜伽中心坐落在一座红色的门后。门边的墙上画着一朵莲花，每朵花瓣上有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神道教等宗教的符号，上下有文字：“TRUTH IS ONE, PATHS ARE MANY（真理一种，道路许多）”。 一进门是个小商店，红黄色调。四周书架摆满书，玻璃柜里陈列着精巧繁复的饰品，色彩斑斓。

玻璃柜后的工作人员，是一位看起来六十出头的瘦削女性。我与她问好，向她说明我来参加冥想练习。她指引我去四楼的“家庭房间”，午间冥想会在那进行。

我沿着楼梯一步步往上走，墙上有创始人萨其达南达的画像，也有中国山水画等其他灵动的画作。推开四楼的门，一边是一个公共厨房，而另一边是个小小的客厅。客厅里，一整面墙都是玻璃窗，阳光透过玻璃洒满一地。看起来，午间冥想会是在这里了。

房间里有三个人在闲聊，相互之间看起来颇为熟络。三人分别是欧裔、亚裔与非裔，年长的约莫七十多岁，年轻的也有五十多，精神矍铄。

我脱鞋进门，与三人打招呼致意，年长的一位向我介绍冥想的流程：唱诵祷词，呼吸练习，和静坐。看起来，我是唯一一个新来的，其他的人都是这里的老师和常客。一个大姐故作严肃地打趣，然后我们还要立血誓。我笑道，不过我的血剩得不多了。

快到时间，另一位看上去七十多岁、但充满活力的老者匆匆进来，跟大家说附近哪里因为新冠病例停止营业，于是一屋子人聊开了。末了，他转过头，充满歉意地跟我说，抱歉让我第一次来就听这些烦心事。

这里是纽约最早的瑜伽馆之一。瑜伽已经成为都市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健身房与攀岩馆里遍地开花。但今天这里的午间冥想，却只有我一个年轻人。

历史上“瑜伽”主要指不同形式的冥想。“瑜伽”在梵语中意为“结合”，引申为梵我合一和解脱。通往“梵我合一”的道路有许多，整体瑜伽试图整合的“整体”便有哈他瑜伽（Hatha）、打坐冥想（Raja）、信爱（Bhakti）、正业（Karma）、正见（Jnana）、诵经（Japa）六种。

现在流行开来、侧重肢体运动的瑜伽，则是哈他瑜伽，在梵文中意为“力量”。哈他瑜伽在美国的传播中，逐渐脱离了原本的宗教和哲学背景，与健身文化相结合，变成了一种常见的健身方式。冥想也经历了类似的去宗教过程、成为普通人理解身心的技巧，不过不像瑜伽一样融入了健身文化，仍然没那么常见。

而整体瑜伽中心，作为瑜伽在美国的发源地之一，是少数保留了瑜伽传统的地方。

二

一九六六年，上海长大的纽约画家彼得·马克斯，在巴黎偶遇了印度瑜伽行者萨其达南达。萨其达南达在妻子去世后，周游印度寻找解脱，先后师从圣哲奥罗宾多、上师拉玛那·玛哈希，最后在上师希瓦南达门下出家。遇到彼得时，五十二岁的萨其达南达已经修行二十多年。

几天前，还在纽约的彼得已经梦见过这位身材高大、眼神清澈、发须俊美的长者。相遇之后，彼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平静。几天时间里，彼得向萨其达南达学了一些瑜伽体式，并一次次惊讶于他言谈间的从容与智慧。彼得说服萨其达南前往美国，“美国真的需要你”。

萨其达南来到纽约，一脚踏入了反文化运动的中心。见证了越战的血腥、经历了致幻药物启迪的美国年轻人，思考存在的意义，向往灵性的世界。致幻药物能够让人经历短暂的自我消解，而印度教正是关于自我的消解，及消解后的觉悟。萨其达南带来的哲学体系与瑜伽练习，久旱逢甘霖般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迅速传播开来。

三年后，纽约北边的小镇伍德斯托克，一群人开始筹备音乐节。主办方算是有些经验，组织过两三万人的活动。但陆续到达的人们越来越多，最终接近五十万人，成为了历史上最大的音乐节。主办方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稳住洪水一般增多的人群。他们找来了彼得·马斯克，彼得说，那请萨其达南达上师来吧。

于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开幕式，萨其达南达乘坐直升机空降舞台。他在舞台上盘腿安坐，告诉人们，美国已经在物质领域帮助了世界，现在是时候在灵性领域帮助世界了。“人们喊道‘为和平而战’，但我不明白，他们要如何在战斗之后找到和平。所以，让我们别去为和平而战，先在内心找到和平吧。“最后，他带领几十万美国年轻人唱诵梵文祷词，歌颂守护之神毗湿奴。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萨其达南达创办的流派“整体瑜伽”在美国遍地开花，倡导一种灵性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纽约整体瑜伽中心。最开始，整体瑜伽中心在隔壁开了一间有机素食商店。二零零八年，商店决定关门，门上写着“任务完成”。因为如今有机食品与素食已经随处可见，并不需要专门开一家商店了。

而今，瑜伽课程也已经随处可见。我不禁好奇，整体瑜伽中心是否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三

我环顾四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一面是一张长沙发，对面则是一座神龛，供奉着萨其达南达与希瓦南达的照片。神龛下方的盒子里有一双旧凉鞋，想必是萨其南达生前穿过的。正对窗户的墙上是一排书架，上面有不同宗教与信仰相关的书籍，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

这许许多多对上师形象的供奉，让我感觉有些别扭。我不由得想起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觉得有几分道理的。不过要进入入定的状态，是需要信念的，于是我放掉这些判断和质疑的念头，让它们逐渐散掉。

时间到了，屋子里的人们朝向神龛坐定，有的在沙发上，有的在地下，最后进来的老者莲花式盘腿，坐在我旁边。刚才开玩笑的大姐缓缓地吟出“唵”，示意午间冥想的开始。

众人开始吟诵祷文，一遍梵文一遍英文。吟诵的曲式平静低沉，在充满阳光的木屋中回荡。我不熟悉祷文，只得大致以声相合。祷文大意如下：

唵 唵 唵 唵 融入源泉 瑜伽行者永恒的居所 愿望与解脱的施者 敬意致以这宇宙的大智慧

你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是你 你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是你 你是我的知识，我的财富是你 你是我的所有，众光之光是你

吟诵之后是呼吸练习。先是 Kapālabhātī，中文作“头颅光明呼吸法”或“火焰之吸”，以腹肌快速呼气，而后自然吸气；再是 Nadi Suddhi，中文作“交替呼吸法”或“净脉呼吸法”，轮流以一只鼻孔吸气、另一只鼻孔呼气，同时察觉和平衡身体两侧的差异。这些呼吸练习源于印度教与佛教中脉轮的概念，意在激活生命力，让人更容易进入冥想的状态。

呼吸练习之后，便是二十分钟的冥想。我放慢呼吸，沉入内心。也许是许久没有打坐，也许是还不习惯与其他人一起，这二十分钟似乎比平时更加漫长。杂念纷纷涌起，再如雪花纷纷落下。心如波动的海，不断泛起浪花，浪花一朵朵消融，海面慢慢沉静。我时而闭眼沉入内心，时而睁开眼睛融入四周的环境，融汇在众人入定时涌起的场域。我的脚踝在硬木地板上有些疼，让我时不时需要更换姿势，同时不断想起下次需要多拿一个垫子。周围的人们一动不动，没有声音。

徐徐的“唵”打破宁静，提示大家时间到了。众人起身，对神龛合掌致谢，领头大姐从神龛上拿起一盏灯，向众人赐福。放回灯，与众人吟唱结束祷词，低沉的合声再次在房间中回荡：

吉祥降于众生 平静降于众生 圆满降于众生 繁荣降于众生

幸福降于众生 健康将于众生 愿众生在彼此间见善 愿众生解脱苦难

愿整个宇宙充满和平与喜乐 爱与光 愿真理之光克服一切黑暗 胜利属于这光

我放慢动作，有意在结束时维系住这半小时换来的平静，慢慢将坐垫放回原位，与众人一同向外走。

在门口穿鞋时，那位一开始告诉我流程的长者，向我一一介绍一同冥想的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均以 Swaimi 开头，梵文中对出家人的尊称。我试图记住，但对梵文发音不够熟悉，又很快忘记了。长者欢迎我再来，同时告诉我每天六点还有一个清晨冥想，并未对外公开，但也欢迎我参加。之前开玩笑的大姐继续着之前的梗说，我们还要拿新人献祭的呢。不过我们周三不献祭，长者接过玩笑说。我还剩下七条命呢，我也笑道。长者继续问起我的平常的冥想方式、对瑜伽的经验等，提到一些整体瑜伽中常用的方法，并欢迎我下次再来。

我道过谢后，沿着楼梯往外走，试图每一步都充满觉知。我试图记住不去追逐开始涌起的各种念头，让这半小时打开的感知和敏锐不被掩盖。

出门，一头扎进了曼哈顿熙熙攘攘的人流。阳光分外明媚，空气分外清洌。我投向世界的目光似乎有了更多的善意。而不管是行人的眼神，还是阳光空气，似乎也以更友善的目光相回。

在纽约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我想找地方静下心来。

这城市活色生香，也躁动不安。钢筋丛林里的高楼一望无际，高楼下人流匆匆。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们来了又去，车水马龙昼夜不息。角落里精神失常的人们，欲望烤干了躯壳，双眼空洞浑浊。

纽约又是如此的丰富。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擦肩而过，在街头和公园无心相遇，来自世界各地的因缘汇聚。无数个平行世界，交织在贪嗔痴慢疑中，如花朵般盛开，又如花朵般凋谢。五十年前集会的照片已经泛黄，五十年后的华盛顿广场依旧活力四射。

孔子说“君子慎独”，帕斯卡尔说“人类的麻烦都源于无法独自安坐一室”。我一直有打坐的习惯，但在喧闹的中心，还是难以定下心来。既然没法独自安坐，那就走出门去，看看这无数平行世界折而成的城市里，其他人找到了什么样的路。

这个念头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开始在地图上搜索，许多跳出来的地方，都有我熟悉的名字。原来那些曾经读到过的人、故事、和观念，都在延续着，在身边生长和变化着。种种源自东方的修行方式，近半个世纪里扎根美国，并且在充满活力地继续传播。

二战后，对现状失望的美国年轻人们，开始寻找物质追求之外的可能。禅宗的许多概念，经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的西化之后，在这“垮掉一代”中流行开来，频繁出现在《达摩流浪者》这样的作品里。

同时，美国社会发现了 LSD 和迷幻蘑菇，许多人借此经历了直接的宗教体验。人们开始质疑政治权威与权力塑造的叙事，叩问更深层次的现实，却不知如何理解超越日常的心智状态。

地球另一端的亚洲，爆发了越南战争。美国支持下的南越政府支持天主教、打压佛教，德高望重的释一行禅师被迫流亡海外。于是他定居法国，建立梅村中心，将“正念”等概念普及到英文世界。他的流亡将入世佛教传遍世界，也将冥想变成了普通人也能习得的技巧。

此时北边的中国，解放军进军西藏。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合作失败，流亡印度。跟随达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还有许多完成了传统教育的年轻活佛，借机进入英国大学深造。被迫出走的种子们撒向欧美各地，遍地开花。

越战的血腥战况传回美国，那些原本就质疑权威的人们，难以接受自己国家的暴行。反文化运动与致幻剂相伴相生，席卷全国。年轻人们流浪到印度寻找信仰，有的遇到了藏传佛教，有的遇到了印度教。

经过了英国的殖民，印度教种类繁多的灵修道路，已经开始了西化与现代化，准备好接纳这批精神难民。美国年轻人们找到了离开药物继续修行的办法，又将这些种子带回国，不断成长、裂变。梵文咒语开始出现在流行音乐里，瑜伽也逐渐变成了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诸多流派，都有共同的根源，都让人安住于“法”（dharma）而获得解脱，也都让修行者获得直接的宗教体验。它们几千年来不断地分支和裂变，途径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又在这无神论的时代，汇聚在眼前这小小的曼哈顿岛。它们化作寺庙、瑜伽馆、文化中心等各种形式，坐落在我身边的步行范围内，继续裂变和融合着。

于是我决定，在纽约开始一场环球旅行，探访诸法门。

一首 Delaware water gap 山间清晨的曲子。钢舌鼓。

Comptine d'un Autre été: L'Après-Midi（某个夏日的午后童谣）。Yann Tiersen 为电影《天使爱美丽》所作主题曲。

有了儿子之后，我们开始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买下了一栋老房子，从厨房开始，让一个家生长出来。

Nostr 最近引起很多关注。获得了 Twitter 前 CEO Jack Dorsey 的支持，客户端 Damus 一度进入 Apple store 下载前十，注册用户据说已经超过一百万。前几天在 Web3 101 播客聊了聊它和 Farcaster、Secure Scuttlebutt、ActivityPub 这几个联邦制社交协议，正好把一些背景和想法记下来。

联邦制（federated）网络结构。网络由许多自由加入的服务器组成，用户通过自己的客户端和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相连。

Nostr

Nostr 由比特币社区的匿名开发者发起，早期开发者和使用者很多都是比特币支持者，一些客户端也整合了比特币的闪电网络。这导致有人误以为 Nostr 是基于比特币网络，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起比特币生态。

Nostr 形成的网络结构是联邦制的（federated），和另外几个协议形成的结构一样。联邦制网络由许多自由加入的服务器组成，用户通过自己的客户端和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相连。电子邮件系统就是一个联邦制网络，区块链其实也是，不过各个系统中对服务器的叫法不同。Nostr 中叫 relay，Farcaster 中叫 hub，Secure Scuttlebutt 中叫 pub，ActivityPub 中叫 instance。

Nostr 的设计极为简洁，不惜以灵活性为代价。基本思想是，客户端之间的通讯以中继服务器（relay）为桥梁，通过密码学确认彼此身份。中继服务器替用户 24 小时在线，但因为身份由公钥得来，用户替换服务器非常容易，并且可以同时使用多个。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服务器之间不进行通讯。这意味着，两个用户只有在用同一个服务器时才能相互通讯。这一方面简化了协议，不需要全局共识，也不需要服务器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服务器会有很强的马太效应，因为人们在共用同一个服务器时才能沟通。

相比 Nostr，另一个最近兴起的协议 Farcaster 就要复杂很多，想解决的问题也多很多。

Farcaster

Farcaster 中，服务器之间以流言协议（gossipsub protocol）通讯，通过更新 delta graph 共同维护社交网络的状态。delta graph 是一种 Farcaster 设计的数据结构，也是一种新的共识算法，让整个网络具备一致的状态，同时每个服务器只需要保存部分数据。

除了 delta graph 之外，Farcaster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的身份系统。通过与以太坊整合，Farcaster 中用户身份由以太坊地址和类似 ENS 的域名系统组成，同时还有一个 Farcaster 智能合约中的 ID。这个 ID 的设计是为了让用户丢失私钥时，能够通过社交关系等方式找回自己的身份。

Farcaster 中不管是新的共识算法，还是内置找回机制的分布式身份，都很有野心，但实际效果也都还未知。另一个协议 Secure Scuttlebutt（SSB），在 Web3 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逐步成熟了。

SSB

SSB 的设计非常优雅巧妙，受到许多开发者的喜爱。它主要为了点对点通讯设计，网络节点都是用户的客户端，在本地存储用户和朋友的信息，并通过流言协议发送和获取信息。实际使用中，用户常常与被称作“pub”的超级节点相互关注，pub 为用户中继信息、发现新的内容。这实际上形成了和 Nostr 类似的联邦结构，只是用户仍然可以点对点通讯。

SSB 针对点对点通讯的设计使得它比 Nostr 复杂，这一方面增加了客户端的门槛，另一方面对联邦制的使用场景增加了束缚。比如，如果客户端是网页型态，就需要大幅改动 SSB 客户端本地优先的思路。那些 SSB 真正不可替代的场景，都比较极端，比如当互联网完全无法使用时，它的点对点通讯仍然可用。

SBB 第一个版本 14 年发布，许多年来一直有稳定的用户群体，并且是在进行真实的交流，而不是只关注使用的产品和协议。不过从落地场景和使用者的角度，更为成功的协议是 ActivityPub，特别是采用 ActivityPub 的软件长毛象（Mastodon）。

ActivityPub

ActivityPub 第一版是 18 年发布，设计时吸取了 Fediverse 中 GNU social 等软件和 OStatus 等协议的经验，并作为 W3C 的推荐标准。 现在，仅 Mastodon 的使用者就已经超过了 6m，人们可以在上面找到围绕各种话题形成的活跃社群。

ActivityPub 的思路很简单直接，每个服务器（instance）类似电子邮件服务器，帮用户收信、发信，并托管身份。它标准化了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让自由加入的服务器彼此之间可以联通；它也标准化了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让用户可以在同一个 APP 上接入不同的服务器。这给了服务器运维者和用户都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ActivityPub 有个问题是，用户的身份和数据与服务器绑定，难以迁移。服务器一般都是志愿运行的，没有商业模式，不太持久。服务器一旦停止，用户的身份和数据也就丢失了。相比之下，其他三个协议都以用户的公钥为身份，并且在多个服务器中保存数据，迁移也比较容易。

ActivityPub / Mastodon 还有个特点，每个服务器就是一个社群；社群是非常有效的自组织方式，但服务器作为社群基础，提高了创建社群的门槛，因为创建社群就意味着运维服务器。这导致 Mastodon 上的社群多样性还是不如 Reddit、豆瓣小组等中心化的产品高。

不过，这里提到的另外三个协议还没有演变出社群的形态。理论上 SSB 的 pub 和 Nostr 的 relay 也可以当成社群使用，但这样的话同样会面临社群门槛的问题。

什么样的协议对于分布式应用有价值？

Matters 的团队和用户都提出过设想，如何将 Matters 的社交网络转成邦联制结构，让用户自行架设服务器加入。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不同服务器之间的人和内容如何交互。在 Nostr 之前，最可靠的方式是 ActivityPub，标准成熟，采用广泛。

Nostr 则带来了一条新的思路：不同服务器之间可以不交互。社交网络被拆分成了许多重叠但又独立的切片，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切片。那些需要全局状态的地方，可以通过其他协议和技术来补充，比如通过内容寻址引用媒体文件，或者通过区块链运行经济系统、进行内容发现。Nostr 还没来得及在实际应用中慢慢成熟，但设计上的高度简洁，意味着有它有足够大的演变空间。

不过，对于已经有用户和社群的应用来说，似乎并没有动力采用 Nostr。采用 Nostr，功能上的迭代受到了 Nostr 现行标准和客户端的限制，用户更容易迁移到其他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与此同时，并未扩大原有的社交网络，也不能为用户增加新的功能。

另一方面，采用 ActivityPub、特别是服务器间的通讯标准，是能够扩大原有社交网络的；因为能与其他服务器进行通讯，就能让用户触达到更多的人。但为了实现一个用户自主、方便迁移的全局身份系统和内容网络，又必须要大幅改动 ActivityPub，丢失了部分与其他客户端互操作的能力。不过这些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其他比较成熟的协议来补足，比如以太坊地址为身份、IPFS 指纹为内容 ID。

ActivityPub 的设计思路来自 Fediverse，社交网络伊始便已存在。这个思路也非常简单：一群服务器组成分治的网络，相互收发信息。这条思路从 GNU social 到 Mastadon 等不同的软件，从 OStatus 到 ActivityPub 等不同的协议，积累了近二十年来人们探索分布式社交网络的经验，有很强的可扩展性。

Nostr 的热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而短短时间内出现的话题和内容，仍然没有脱离 Nostr 本身。不够真实的使用场景，难以说明 Nostr 多大程度满足了需求。但短时间超过 1M 人来尝试，倒说明了许多人已经苦于传统的中心化社交网络，正在寻找新的选项。这是发展分布式社交网络的先决条件，也才是 Nostr 出圈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点。

Nostr 本身的极端简洁也让这个实验很有价值。不管最终能否形成新的社交网络范式，它已经做到了 Secure Scuttlebutt 的精妙设计和 Farcaster 的资本投入都没做到的事，给分布式社交应用提供了一条极端简洁的思路。

圣母颂，钢琴由巴赫作，旋律由古诺作。

去中心化的应用或组织既然不依赖权力机构，便需要用博弈机制来替代权力机构。通过博弈，个体和组织以类似市场的方式来参与自治。能够实现如此高效和大规模的博弈，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该怎么设计这样的机制，我们还知之甚少。

在过去几年的讨论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种设计，对应一个社群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这些设计与问题的模式，各自适用于社群动态的一个侧面。当我们把它们连缀起来时，便可以描绘出一个社群的大致结构。

要真正做到去中心化，就需要社群参与，对机制的设计达成共识、共同演进。那些行得通的、原子化的模式，是可组合的产品模块，也是用于共同想象的词汇和语言。这样让社群共建的“模式语言”，被用在建筑学、城市规划、计算机语言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也会有助于去中心化应用或组织的建立。

以下是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模式，都是一些能够应用在社交媒体或者创作者社群上的博弈设计。大部分应用用不上所有模式，但能够用上一部分。以下模式的排列，从最不常见、但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到最常见、最个人化的部分。

• **用谢林点进行仲裁：**一个社群会需要偶尔启用仲裁机制，比如维护社区规章。“谢林点”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去信任的仲裁方式。
• **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容筛选：**内容创造的过程中需要高效和持续的内容治理，预测市场提供了一种高效且相对可靠的机制。
• 以广告位 NFT 作为社群共有资产：注意力来自于整个社群的贡献，也应当为社群所共有。如果广告位作为社群共同资产以 NFT 的形式存在，便可以借助激进市场设计将注意力变现的路径。
• **代币质押遏制恶意评论：**社群扩大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恶意评论，即使作者能够删除或隐藏恶意评论也不足以避免负面影响。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质押代币来遏制恶意评论。
• **以小额捐赠进行社群策展：**一方面每个社群能够自行决定什么样的内容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让创作者通过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获得激励。
• SBT 标记个人信任关系：每个人可以授予其他人自己的信任，当这种信任公开时，便能够开启许多在社群层面的机制。SBT 提供了在链上公开信任关系的方式，为其他信任机制提供了基础。

以下是每种模式的讨论。

用谢林点进行仲裁

社群中常常有对于仲裁的需求，比如内容是否属于抄袭或假新闻，一个账号是否违反了社区规程、需要受到处罚。最直观的方式是，通过某种机制产生一个被人们信任的小团体，执行仲裁的权力和义务。这种机制有许多问题，一方面任何对小团体的选举过程都有低效和参与率低的问题，另一发面仲裁团体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也就需要承受来自其他成员的压力。

前 Reddit CEO Yishan Wong 关于为什么无法通过仲裁团体进行内容治理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博弈机制保证公允，就能够随机抽取成员参与决策，仲裁可以更加高效、结果也更容易获得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让仲裁者的身份匿名，让决策过程不受社群舆论的压力。“谢林点”有可能能够成为这样仲裁机制的基础。

“谢林点”是指那些人们在不进行合作的情况下会共同选择的点。比如，某一天有一群人试图在纽约相遇，但又无法定下具体时间地点，大部分人可能会在中午十二点的时代广场相见；因为前者是一天的正中，后者是纽约的核心地标，分别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谢林点。

我们可以据此设计一种仲裁规则：在质押一定代币后，仲裁参与者对一个问题的答案进行选择；与大多数人答案一致则获得奖励，与大多数人答案不一致则失去一定代币。此时，参与者倾向于选择自己认为其他人也会进行的选择，即这个问题的谢林点。

参与者之中任何形式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都是谢林点；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类似共同知识，便有可能以这种形式进行仲裁。比如，当一个社区对人身攻击或者抄袭有明确定义后，便可以用于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属于人身攻击或者抄袭。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假新闻，如果一个社群能够达成定义上的共识，也可能可以采用这样的机制。

在实际情况中，会出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这些情况也是推动共识演变的机会。这样的仲裁就需要结合重新申诉的机制，让有争议的情况能够以更适合公开讨论、常常也更低效的方式重新决议。所以，谢林点并不会完全取代人治或者中心化决议，而是让常规决策更加去中心化。

除了针对处罚进行“负面决策”，谢林点的机制也可能用于针对奖励的“正面决策”。比如，如果一个社群每天都会选出当日的精选内容，那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谢林点的机制，让社群成员轮流进行投票，选出公认的优秀作品？如果行得通的话，这样的内容精选也可以用于付费订阅，成为社群的收入。

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容筛选

仲裁机制是被动的，需要触发才能进行，同时每次仲裁需要一定的周期。而对内容的筛选，不管是推荐还是隐藏，常常都需要效率和连续。一旦有一种对内容筛选的最终方式，不管是前述谢林点仲裁机制，还是传统的中心化仲裁，我们都可以用预测市场对其进行扩展，使之更加去中心化和高效。

预测市场的思路是，当人们去押注一件还未发生的事情的结果时，每个结果的价格可以作为群体对这个结果的预测。比如，对“明天是否下雨”的预测，我们可以有“下雨币”和“不下雨币”，分别在明天下雨和不下雨的情况下能够兑换成1元钱。如果今天“下雨币”的市价为0.8元、“不下雨币”为0.2元，说明市场对明天下雨概率的预测为80%。如果“我”认为明天肯定会下雨，我就可以买入“下雨币”，期望在明天赚取差价，与此同时将“下雨币”价格推高。

因为利益相关，人们在决策时会更加慎重和理性，所以预测市场一般比问卷调查更加准确。预测市场既被用于总统大选等事件的预测，也用于公司等组织内部的去中心化决策，甚至有学者提出作为政府运作机制的一部分。最近人们则预测 SBF 是否会进监狱，Twitter 是否会在今年宕机。那我们是否可以将预测市场用于更高效的内容筛选？

如果有了一种对违规内容进行仲裁的方式，我们便可以随机挑选内容应用这种机制；与此同时，任何人都可以押注任何内容的仲裁结果。比如，“我”看到一篇明显是假新闻的内容，而当前预测市场对它的预测不是100%被制裁，我就可以押注“被制裁”代币。如果这篇内容不被挑选仲裁，那我押注的代币全额返回；如果这篇内容受到仲裁，仲裁结果将决定“我”盈利还是亏损。

一旦有了对优质内容的筛选方式，就能够将预测市场用于筛选优质内容。这种筛选方式可以是前述的社群内容精选，也可以是其他的机制。比如，在 Relevant 中，具有 reputation 的用户可以对内容进行“精选”，而普通用户可以以预测市场的机制对内容进行质押；质押的收益取决于最后内容是否被精选。

这样，预测市场的结果可以直接用于产品上对内容进行排序，或者决定是否隐藏。读者一方面得以对内容进行反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为社群筛选内容而获得奖励。

广告位 NFT 作为社群共有资产

许多社群需要外部收入来维持运转，除了前述精选内容的付费订阅外，广告是一个常见的收入方式。当广告与社群代币挂钩时，也有助于稳定代币价格。因为对社群的注意力来自于成员的共同努力，所以广告营收应当也为社群成员所共有。我们可以将广告位作为公有 NFT，并应用适合公有产权的市场规则来进行广告投放。

Vitalik 曾经提出过用“二次方支付”的方式来购买广告，即投放广告的人可以花少量钱占据少量时间，但继续购买时间的话，价格会以二次方形式上涨。这样的机制能够降低普通人参与的成本，让非广告商也能参与进来。这个思路的问题在于，需要确保每个账号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否则注册小号就能够绕开这个规则。但在大部分社群中人们需要假名甚至匿名，所以这种思路很难行得通。

另一种思路是，类似于 TheSpace.Game 实验，用哈伯格税来交易广告 NFT。此时，广告投放者以当前标价买过来 NFT，并标以新的价格、上缴对应税收；下一个广告投放者，则需要以新的价格买下 NFT。这种机制让广告投放者与社群的利益更加一致，因为广告位 NFT 的价格也是广告者的收益。

在现实生活中，广告投放者有诸多选择，并且大都不熟悉区块链相关操作，让广告投放者直接竞标 NFT 并不现实。此时，我们只需要将上述广告投放者替换为广告代理商，由广告代理商以传统、便捷的方式与广告投放者进行对接。广告代理商可以一开始由应用的开发者承担，但因为哈伯格税的机制，广告位仍然存在充分市场竞争，仍然能够保证社群的利益。

通过代币质押与销毁遏制恶意评论

公开内容的一个常见问题，是恶意的评论或者回复。这在用户数量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Twitter 的币圈用户中非常常见，Matters 上也有很多例子。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内容原作者可以隐藏恶意回复，或者举报恶意回复者。但这个过程非常低效，且没有增加恶意回复的成本，也无法防止恶意回复造成的损害。

一种解决的思路是，评论者需要先为自己的评论质押少量代币，而被评论的原作者有权销毁这些代币。这增加了恶意评论者的成本，同时动态确定了一个社群对“恶意”的定义和边界。理论上，原作者也可以恶意销毁这些代币，但因为这些行为是公开的，这样会使得原作者失去读者和评论者。

这个思路可以有很多变体。比如，用户可以只有一笔“评论质押”，只要这笔质押还在，就可以评论他人的内容；但任何被评论过的原作者，都可以选择销毁这笔代币，此后该用户需要重新再质押一次。这样，我们可以达到同样的博弈结果，但正常情况下用户只需要进行一次质押。

以小额捐赠进行社群内容策展

社群策展非常常见，不管是 Reddit、Hacker News、Discourse、批踢踢、豆瓣小组还是微博热搜，内容都是通过“赞”等行为筛选出来的。在加密货币和小额支付普及之后，我们可以把“赞”替换成小额捐赠，一方面让创作者有了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赞”的成本来提高了筛选出来的内容质量。

除了 Matters.News 外，比特币社区 Staker News 和 Gitcoin 的社交部分也在实验这样的内容策展方式。如果能够大规模应用起来，这会成为比 PageRank 更加通用和准确的衡量内容价值的方式。但是，直接通过捐赠行为来呈现内容很容易被攻击，因为用户可以通过两个账号相互捐赠来控制社群注意力，小团体也可以通过相互之间高频捐赠来排挤掉其他内容。一些计算方式，比如二次方配捐中的 pairwise coordination subsidies，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无法完全解决。

一个解决思路是，让捐赠和策展行为有不同的权重，对应每个账号的某种“声望”；社群中受到信任人能够累积这种声望，而虚假账号则难以获得。比如，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社群代币质押给自己信任的策展人，然后将质押数量作为声望和策展权重。这需要保证质押者、策展人和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可以通过前述仲裁机制，销毁不合规质押的代币、对作弊行为形成威慑，但是证明两个账号是否是同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个设计策展权重的思路是，人们将自己对一个账号的信任关系以 SBT（Soulbound Token，灵魂绑定代币）的方式记录在链，在呈现内容时通过某种算法映射成策展行为的权重。比如，人们可以认证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另一个用户，颁发对应的 SBT；策展时考虑策展人被多少人认证过，这些人又被多少其他人认证过。SBT 还开启了许多其他内容策展的可能性，后面会再继续讨论。

内容策展也许是社群博弈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容被更多人看到，但也是最未知的部分。内容策展的背后是一个通用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公共物品的价值，并为之提供奖励？创作公开内容为社群提供了公共物品，对它的价值评价会对应发现机制、配捐机制的方面。但一旦提供了奖励，就需要防止作弊的方式，让注意力、金钱等资源的分配是公允的。

SBT 标记个人信任关系

如果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同时支持匿名或假名，一个人就可以生成多个账号、发起女巫攻击，使得内容策展、仲裁等机制都有很多作弊的空间。我们无法保证（或许也不应该限制？）一个人只有一个账号，但是我们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认证，让每个人去信任其他账号，不管这些地址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机构。这种信任关系能够成为整个系统安全的基础。

现有的社交网络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信任关系。我追踪一个人是对他的信任，信任他的创作值得我的注意力和时间。捐赠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打赏，而也是一种信任，对这篇内容价值的信任。也有许多信任关系是跨越线上线下，比如我在线下见过的朋友，便会信任他的账号不是机器人账号。

类似这样的信任关系可以在链上以 Soulbound Token（灵魂绑定代币，SBT）的形式记录：SBT 和信任一样，可以单方面授予、也可以单方面撤销，但是不能转移。这些信任关系发生在任意用户之间，包含大量不同维度的信息。一旦将信任关系记录在链上，我们就可以设计出许多不同的机制，用于解决需要信任的场景。

比如，在前述社群内容策展中，我们可以用 SBT 的重合度来计算两个账号之间的相似度，并对高度相似的地址的策展行为降低权重。这一方面增加了女巫攻击的难度，另一方面让受到不同社群认可的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再比如，一个紧密、半熟人性质的社群，可以将准入门槛放在 SBT 上，要求新成员在一定数量老成员见过后，才能加入社群。对 SBT 的验证可以结合 Zero Knowledge，保证信任关系的存在，但不暴露信任链条的另一端是谁。这种机制对于社会运动会很有帮助，因为既维护成员之间的信任，也保障了隐私和安全。

下一步的问题

以上模式要么还处于构想阶段，要么只有小范围的实验。距离一个主要以智能合约运行的社交网络，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这些涉及社群动态各个方面的模式，说明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是可能的，我们有望通过博弈替代中心，来得到一种更好的组织形态。

要让这样的组织形态成为现实，需要区分这些模式中哪些是可靠的、能够作为底层模块直接使用的，哪些是需要持续讨论和演进的顶层机制。同时，也需要识别出哪些模式适合作为首先落地的应用逻辑。“以小额捐赠作为内容策展”在 Matters.News、GitCoin、Staker News 中都有自然的需求。那么其他的机制，比如“代币质押遏制恶意评论”，或者“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容筛选”，是否能在应用中让使用者体验更好，为社群成员提供价值呢？

和所有其他组织一样，去中心化社群是否可持续，取决于是否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广告是目前内容产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注意力经济的内在动力与优秀内容的产生有诸多矛盾；直接支付能够带来更健康的内容产业，但对于公共内容并不适用，对于大部分创作者来说门槛太高。对于一个去中心化的社群，内部又了更多经济流动的渠道，但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外部的直接支付变得更容易，不管是捐赠、付费订阅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形态？

参考

用谢林点进行仲裁

• Vitalik Buterin, SchellingCoin: A Minimal-Trust Universal Data Feed
• Clément Lesaege, Federico Ast, and William George, Kleros Short Paper
• Martin Köppelmann, The Ultimate Oracle

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容筛选

• Vitalik Buterin, Prediction markets for content curation DAOs
• Vitalik Buterin, An Introduction to Futarchy
• Manifold Markets, Maniswap Whitepaper
• Slava Balasanov: Announcing the Token-Curated Hot Feed

以广告位 NFT 作为社群共有资产

• Vitalik Buterin, Quadratic Payments: A Primer
• Simon de la Rouviere, What is Harberger Tax & Where Does The Blockchain Fit In?
• The Space DAO, Introduction to The Space

代币质押遏制恶意评论

• Vitalik Buterin, Conditional proof of stake hashcash

小额捐赠进行社群策展

• Max Webster, How to Disrupt Google
• Kevin Owocki, A Quadratic Funding Powered Social Network
• Jiajia, Danilo Lessa Bernardineli, and Jeff Emmett, How to Attack and Defend Quadratic Funding

SBT 标记个人信任关系

• Glen Weyl, Puja Ohlhaver, and Vitalik Buterin, De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3's Soul
• Leon Erichsen, How Soulbound Tokens Can Make Gitcoin Grants More Pluralistic

昨晚 Matters.News 遭遇了一次大规模的 DDoS 攻击。虽然 Matters.News 历史上遭遇过几次 DDoS，但这一次时间最长、流量最大，前后持续9小时，峰值达到每五分钟五千万次请求。

这次攻击成功之处也在于它的去中心化，发起请求的 IP 均匀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导致我们无法通过地理位置来屏蔽攻击者的流量。最后我们只能无差别地通过 CAPTCHA 来判别真实用户和机器人，来让用户可以正常访问。

有一种抵御 DDoS 的思路也同样是去中心化，将处理请求的服务放在边缘节点。每个请求会被分发到最近的服务器，即使攻击者流量集中的地区服务器不再响应，其余地区的用户仍然可以正常使用。这本质上也是 Google、Facebook 等大型服务抵御 DDoS 的方式，但小型团队和服务一般无法承担对应的成本。迫使服务的成本上升，本身就是一种常见而有效的攻击方式。

更彻底的抵御形式也是更彻底的去中心化。如果一个系统中，转账都通过区块链全节点客户端进行，内容数据都通过 IPFS Desktop 或者 Planet 传输，那就也不存在能够被 DDoS 的服务了。不过问题是，用户不愿意这么用，我们也还无法做到像 Matters.News 这么好用，尽管我们也费力尝试过。

DDoS 的攻击是能够显示出去中心化有用之处的。即使 Matters.News 网页无法访问，也不影响区块链上的资产和 IPFS 中的内容。但这种“有用”非常罕见，相反我们早就学到了，大部分情况下去中心化并不是需求，大部分使用者也并不在意。

许多理解技术的人都会直觉地支持去中心化，甚至成为一种审美或者理念。这种直觉背后也有分析的支撑，因为去中心化的网络更加联通、稳健和可扩展。信息系统同样遵循进化原则，那些能更好地为人们传递和承载信息的系统会更容易活下来，而那些更容易被干扰和阻塞的系统则会逐步淡出。

活下来的去中心化网络、去信任化网络、Web3，最终会带来新的组织形态和经济结构，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些预判是没错，但对于每个项目和团队，它们又无济于事。就好像森林里每只动物的存活与繁殖组成了进化的方向，但知道进化的方向却无助于每只动物的存活与繁殖。

我想起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创业者们需要向用户和投资人证明这是世界的未来。他们唯一拿得出手的是各种表格软件，一个个黑白的、不堪用的早期 Excel。各个团队挤破头抢占电子表格市场，还需要证明自己不是花高价造出了一个笨重的计算器。

现在个人电脑无处不在了，谁都能看见个人电脑开启的新世界里远远不止 Excel。但处在技术变革之中，总是满腔鸡血、满地泡沫，拿着大炮打蚊子，却总也打不准。那些趋势和理想，宏大而飘渺，与每个当下的创造关系甚少。如果你身处八十年代，能做的事情，仍然只有把 Excel 做好。

科隆群岛，又名加拉帕戈斯群岛。坐落在太平洋东部，靠近赤道，离南美洲一千多公里。对于人类，这实在是个偏僻之处。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16世纪，才第一次有人登上这座岛屿。

它被世人所知，大多是因为达尔文，以至于有时被称作达尔文群岛。19世纪时，达尔文注意到这里不同岛屿上象龟和燕雀有细微的差异，分别适应自己所处的生境。这种“适应”，意味着物种并不是稳定存在的，为发现演化机制提供了启发。

群岛诞生自烈火，海底喷出的岩浆源源不断地冷却成岩。漆黑粗粝的火山岩构成了岛屿的基质，热带的温度与降水则为土壤发育提供了环境。群岛中，既有从地底喷涌而出的岩浆，也有枝叶繁茂的热带雨林。

科隆群岛上有许多独特而有趣的动物。

比如有种鬣蜥，长得像微缩版的哥斯拉，却是纯粹的素食者。它们每天摆动着长长的尾巴跳入海里，屏住呼吸潜入水中，啄食海底岩石上生长的海藻。然后回到岸边，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没事儿时从鼻孔中喷出聚积在体内的盐分。

再比如，有多种象龟，体型硕大，能长至1.5米、重达175公斤、活到近两百岁。它们在陆地上缓慢地行走，挑选着青草的嫩叶和仙人掌的果实，吸允着枝叶上的露水。它们记得自己走过的地方，一代代沿袭着迁徙路线；而它们常走的路，在茂密的灌丛中变成了稳定的通道，被称作“乌龟公路”。

还有数量众多的海鸟，在海陆空的交界处徜徉，在渔民们打鱼归来时争抢着案板上落下的美味。其中有粉红的火烈鸟，与天空、海洋和湖泊形成毫不妥协的反差，时不时在一片蓝色和绿色的静郁中划出一道道艳丽。

但这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独特的地貌和动植物，而是动物与人的关系。直到16世纪才第一次与人类接触，这里的动物们还未习得对人类的恐惧，只是像对待彼此一样与人类相伴。

所以你会看到，海狮躺在栈桥上的椅子里，对坐在旁边的你毫不介意；当你坐得太近时，他会大喝一声，让你注意礼貌。海龟慢悠悠地煽动着双臂在水中飞翔，时不时抬头看看水面上费力游动的你，像是在思考这又是什么怪物。鲨鱼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岩洞游往另一个岩洞，对你这个两脚兽见怪不怪。而海鬣蜥、军舰鸟和许多其他动物，大约只是在你挡路的时候嫌你比较麻烦罢了。

随处可见的保护区标语写着注意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似乎是在提醒，这里的生灵里需要注意尊重彼此的，是你这个识字的人类。

除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科隆群岛也有繁衍生息的当地居民。和南美洲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不折不扣的人口大熔炉。酷似亚洲人的原住民面孔，来自欧洲的金发碧眼，从非洲迁徙来的黝黑肤色，都能在人群中找到踪迹。

在热带，人们的性格与气候一样热烈，新年之夜尤其如此。人们穿上喜爱的衣裳，呼朋引伴，聚积在广场中。乐队开始演出，人们随音乐旋转起舞，随夜色醉入温热的海风中。老太太们装扮得花枝招展，笑起来依旧是少女的神态。推着婴儿车的新手妈妈们，高跟鞋和红唇毫不含糊，短裙和婴儿毯一起在晚风中飘扬。

不过节日里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他们成群结队地绕着舞台奔跑，对着镜头咧出还没换完的乳牙，像麻雀穿过树枝一般穿过微醺的大人们。

接近午夜时分，跳累了的人们慢慢安静下来，聚在一起，开始放飞一只只天灯。

家家户户小心翼翼地展开天灯的薄纸，举过头顶，点亮一团团小小的火焰。人们仰着面孔，火光中的眼睛闪烁着紧张与期待。天灯徐徐上升，胀满的热气带着愿望和想象，离地面上兴奋的人们越来越远，直到融入满天繁星。

离开科隆群岛之后，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这里人与动物的相安无事。

我意识到，这该是自然的本来面目。生灵万物原本没有对人的恐惧，而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除了杀戮与奴役之外，也应当去守护和养育。

但世界只有一个科隆群岛。在其他地方，每年有三万种物种正在灭绝。与此同时，人类将大量资金注入移民火星的梦想，全然不顾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食物和能源不是来自于技术与文明，而是来自于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生态系统。

不管是喜是悲，地球经历过许多次物种大灭绝，盛极一时的物种一次次消失在历史中，但生命还是继续繁衍。地球会创造新的大陆和岛屿，烈火与灰烬中会诞生新的生命。海豚与海龟也会继续遨游，无论人类在还是不在。

八年前，我在四川漫游了一个多月。没有既定的路线和目的，只是漫游，看缘分会带我到何处。

在成都时，与同住青旅的旅人聊天，偶然间说起色达：藏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中，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一处大型天葬台。我想去看一看，却并不知道该如何前往。

几日后的早上，我在青旅上铺睡得正香，突然被重重地弹了起来。匆忙披上衣服冲到楼下，从聚集的人群里听说，雅安地震了。下午消息传开，雅安伤亡惨重，急缺物资和人手。当夜我动身前往雅安，加入了前线的救援队，协助运送和分配物资、调查和汇总疾病信息。

过了几日，更多的救援队和物资陆续到达，我知道自己帮不上多少忙，是时候继续上路了。这几日里，遭遇了几次余震、暴雨、滑坡和房屋倒塌，看见了多少被夷为废墟的家，多少孑然一身守护着废墟的孩子、父母和爱人，和他们抹也抹不尽的泪水。

我和幸存下来的人们一样，在自然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面前不知所措，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更无所谓前路何方。我只知道是时候离开了。所以我背上队友赠予的帐篷，告别了队友们，向色达的方向出发。

四川西部位于青藏高原，在文化和语言上也属于藏区。高原上的春来得晚，四月仍是一片萧瑟。

川西山间的公路常常悬在崖边，一侧是静默神圣的雪山，另一侧是滚下悬崖的货车残骸。公路之外星星点点的聚落编织成了细小的路网，千百年来维系着人和马的交通。这些路网跨过溪流和海子，穿过松林和草甸，通往石头搭建的寨子。寨口的吊桥挂满了经幡，走在上面时木板在风中嘎吱作响。

一路搭车、拼车、乘公交，海拔越来越高，阳光越来越明亮透彻，云影与光斑在无垠的草原上交错。途经泸定、新都桥、道孚、炉霍，我终于抵达了色达佛学院。

学院藏在群山中，坐卧山谷间。山谷四周的山脊挂满了经幡，望出去是永恒的静谧与安详。终日的阳光照耀着雪山和溪流，还有沿着溪流散落的牧民和牦牛。每日清晨，僧人们爬上山脊，冥想、诵经，或只是静默地望着远方，再缓缓地走回学院。

高峰时期，学院有四、五万修行者，共同生活在小小的山谷里。人们晚上住在自己小木屋中，白天上课辩经、挑水做饭，在山路上来来往往。山谷里充满了烟火和生气，和山谷外的空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有时分不清自己是在远离尘嚣的群山里，还是在热闹繁荣的小镇上。

过了几日，学院的生活慢慢变得没那么特别，更像是一座大学城。这里的人们衣食简单，但科目繁多。辩经时人们激动、生气或是开心，一如别处的日常，充满着情绪。晚上还有公开的讲座，像我这样的访客也可以参加，听上师解答修行路上的问题。

这里特别的是，对视都饱含善意，步伐都充满平和。有一日我在小木屋之间穿行，一位修行者邀请我进家坐坐。他拿出一碗酸奶，和一只勺子，用袖子擦了擦，递给了我。我只会说汉语，他只会说藏语。于是我们静默着相伴而坐，我满怀感激地吃下了这辈子吃过最酸的酸奶。

在佛学院附近的山谷里，有一座天葬台。附近的牧民家里有人去世后，先请高僧超度，再抬着遗体围转坛城七周，最后送来天葬台。

天葬意味着，遗体被秃鹫全部吞下，甚至包括所有的骨头。亡灵借此返回天空，方得从轮回里解脱。

到了天葬的时辰，附近的山坡上落满了秃鹫，黑压压的一片，每只站起来都接近一人高。几位出家人站在秃鹫们面前，在时辰未到时阻止它们前进。天葬师搬出遗体，开始将遗体肢解成小块，以便秃鹫能够全部吞下。秃鹫们等着，看着、嗅着、听着。

时辰到了，秃鹫们涌向坡底的天葬台，如黑色的潮水一般，跳着、飞着、抢着，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天葬师一身漆黑，站在秃鹫漩涡的中心，不紧不慢，继续把骨头敲碎，让死者的每一片都返回天空。

一旁的僧人一边摇拨浪鼓一边诵经，为亡灵超度。秃鹫们继续飞着、叫着，一直到天葬台上什么也不剩下。

天葬台附近弥漫着一种脂肪腐败后的气味，在我脑海中挥之不散，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都不想吃肉食。最后我没有成为素食者，只是一直觉得，如果我生前吃下其他动物变成我的一部分，那死后融入其他动物回归自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哈伯格税是一种经济策略，意在达成私产与公产之间的平衡，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究其核心，是两条简单的规则：

• 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资产进行任意定价，同时上缴对应的资产税
•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出价高于一件资产，就可以从拥有者处购得资产

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这两条规则能够让资产得到充分估价，同时优化对资产使用的配置。

哈伯格税被人诟病的地方之一，是私产的公有化。比如我有一套房子，只要有一个买家出价比我的定价高，我就需要把房子卖给他。这动摇了私产的心理基础，即“拥有”概念带来的安全感。这种诟病非常合理，也是哈伯格税难以实施的地方：它并不适合私产，而是适合需要引入市场调节的公产。

Matters 上的标签，恰巧符合这样的条件。标签本质上是公产，用户可以对标签进行管理，最终应当达到管理者和使用方式的最优化。其设计的难点在于，管理者势必对标签拥有很大的控制权，所以需要某种体现公意的机制参与管理权的予夺，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标签用法的种种争议。

如果模拟物理世界的选举、任命与弹劾机制，恐怕不会有多少用户参与；即使有，这也仅仅继承了现有政治结构的冗余和不足，变成一套复杂又低效的产品逻辑。但如果我们引入哈伯格税的逻辑，规则会变得极其简单，结果也可能会非常有效。

在 Matters 标签管理权上应用哈伯格税，可以是一种简单的“挑战-回应”规则：

• 初始：所有标签标价为 0
• 挑战：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挑战者，通过高于当前标价的价格发起挑战
• 回应：标签管理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应，提高标价，挫败挑战
• 移交：如果原管理者不予回应，则挑战成功，挑战者向原管理者支付价格，原管理者获得资金，挑战者获得管理权

这一方面让市场机制来优化标签的管理权限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让标签管理者能够对标签赋予价值、并劳有所获。Matters 站方也可以通过 Matty 以公平的方式参与标签管理，从恶意管理者处购得标签。

当然，哈伯格税的机制依赖“税”：管理者需要支付标签标价对应的税收，否则可以随意提高标价、让人无法挑战。在 Matters 内容和服务都免费的情况下，也许会有很多用户难以接受对标签进行收税，或者难以接受公共资源待价而沽。

但实际的实施过程是能够让人容易接受的。一来，大部分标签并没有多少人争夺，这些标签会保留价格 0，没有税收，和现在逻辑完全一致。再者，税率可以定得非常低，只要足够阻挡 troll 们随意定价即可，比如 1% 的税率意味着 1 元钱的标签每年税收只有 1 分钱。最后，这形成了标签的市场，让管理者可以在维护标签后售卖，成为一种新的收入来源。

哈伯格税尚未有过大规模的应用，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能确定其有效性。但是，Matters 标签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试验田。如果试验失败了，所有标签标价依然是 0、无人竞争，那也无人损失；如果成功了，标签得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配，标签管理者能够从中获利，Matters 站方也能够通过税收扩大团队或者补贴提现手续费等成本。进一步，成功的机制也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变成 Matters 基建的一部分，开放给所有其他项目使用。

photo credit: Ray Wenderlich

隨著開源計劃的啓動，馬特市市民們可以直接看到馬特市的所有機制和邏輯。全面開放代碼倉庫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建議和想法、提交功能和優化，也可以自行建立像馬特市一樣的平臺，參與到馬特市生態的演進中。

過去兩年的持續迭代後，馬特市有了越來越多的功能，也有了越來越大的容量。這使得整個系統變得越來越複雜，即使是職業的軟件開發者，也需要花上不少精力才能使用和參與。

之前，我們曾介紹過馬特市 API 的文檔與測試環境，現在也有了一個專門的倉庫用於技術文檔、協作文檔與 issue 提交。之後，我們將會繼續撰寫一系列文章，介紹馬特市整個系統的不同側面。

本文是這個系列的第一篇，介紹整個系統大致的結構與思路。一部分涉及的代碼倉庫尚未公開，如果你想搶先嘗試，可以報名馬特市開源計劃招募。

前端

馬特市的網頁前端是一個 Progressive Web App，採用響應式設計適配不同的設備，並讓用戶在添加到桌面之後能夠獲得類似原生應用的體驗。前端與後端通過 GraphQL 來調用數據、定義數據結構，並均以 TypeScript 寫成。

相比後端，前端更容易上手，也可能是社區設計者和開發者最能夠發揮想像力的地方。本地開發時，我們可以將前端指向馬特市的生產環境、及時看到改動在真實數據上的效果，也可以通過 Apollo Playground 查看API文檔、直接測試 query 語句。

借鑑 JAMstack 架構，馬特市網頁的渲染大致分爲兩步：當用戶訪問馬特市的一個網頁時，會先從服務器的緩存中調取網頁的公開版本；在送達用戶的瀏覽器後，網頁會根據用戶的登錄狀態向後端請求個人數據，並更新網頁中個性化的部分。

網頁的服務端渲染由 Next.js 實現，文檔結構也受到 Next.js 影響。每個網頁的入口位於 src/pages 中，通過 Dynamic Routes 將文檔路徑映射爲用戶使用的url。 src/pages 從 src/views 中調用可復用的視圖邏輯，src/views又再調用位於 src/components 的組件庫。

前端組件庫由 React 寫成，遵循馬特市的設計系統，並包含了很多通用的 context（例如當前用戶信息、全局語言設定）與強大的 hooks（例如響應式設計、下拉更新）。後續我們將引入 Storybook 等工具，讓組件庫更加一目了然，方便開發者直接修改和使用。

在 React 代碼風格上，我們大量使用函數式編程，藉助 functional component 讓代碼結構更加簡潔明瞭。需要調用數據的組件都有一個 fragments 欄位，包含了描述數據需求的 GraphQL fragment。這樣，父組件可以不必考慮子組件的具體數據需求，直接在 query 中調用 fragment 即可。

正如 React 組件的相互調用形成了一個樹形結構，GraphQL fragment 的層層調用也形成了這樣的樹形結構，與 React 樹相互貼合。在 fragment 樹的頂端，是整合之後的 query與mutation，均通過 Apollo Client 發起。

Apollo Client 的配置位於 src/common/utils/withApollo.ts 中，由不同的 Apollo Link 組成，包含了服務器 API 地址、身份校驗、persisted queries 等邏輯。同時，裏面還有一些客戶端的 GraphQL schema 與 resolver，讓我們也能通過 GraphQL 讀寫客戶端本地的數據，例如首頁文章瀑布流的選擇、文章評論的草稿。

文章編輯器單獨作爲一個項目，位於 matters-editor 中，基於 Quill.js 搭建。這一部分是前端交互最爲複雜的地方，也是最需要優化與改進之處，之後我們會專門撰文進行介紹。目前編輯器有很多 bug 沒有辦法復現，我們隨後也會專門邀請馬特市的市民們和我們一起來抓 bug。

後端

馬特市的後端依賴不少服務，結構相對複雜，我們在 GitHub 上繪製了簡化的架構圖。本地啓動時，用 docker 來安裝和管理不同的服務會方便一些。

後端的 GraphQL API 基於 Apollo Server，提供了數據讀寫的入口，也定義了前後端共享的數據結構。決定API結構的 GraphQL schema 位於 src/types 路徑下，其中的備註則會作爲文檔出現在 Apollo Playground 裡。

我們通過 GraphQL directives 來實現一些 schema 層面的通用邏輯，例如權限管理、緩存、操作頻率限制，位於 src/types/directives 路徑下。GraphQL directives 並不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功能，但其實非常強大，能夠通過對聲明式的方式控制 schema 的解析過程，也能夠簡化代碼結構，我們後續也會增加對它的使用。

有句諺語說，計算機科學中最難的事莫過於緩存清理和命名；命名實在很難，不過我們花了不少精力調試緩存，並把實戰測試後的邏輯和代碼單獨抽到了一個倉庫之中。裏面有一個 plugin 和對應的幾個 directives ，實現了簡單的緩存與清理。GraphQL 服務器端緩存的精確清理一直比較薄弱，所以我們之後專門撰文介紹馬特市的解決方案，以方便其他項目直接使用。

GraphQL schema 的根節點分爲 query 與 mutation，query 用於讀取數據，而 mutation 用於寫入數據。兩者的執行邏輯都由 resolver 定義，分別位於 src/query 與 src/mutation 中。resolver 在執行的時候，從 context 中調用 data source，向數據庫等服務發起具體的請求、進行計算。

不同的 data source 由 src/connector 中的文件定義，其中也包含了其他對接服務所需要的接口，比如 s3、Google 翻譯、ElasticSearch 等。其中， queue 路徑下存放了基於 Redis 的隊列操作，包括定期執行的操作（如數據庫更新）、限制並行的操作（如讚賞、支持與提現）等。隨着馬特市容量的擴大，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操作在隊列中異步完成。

在收到請求時，Apollo Server 將所有 data source 注入到 context 中，由 resolver 進行調用。最頂層的這部分邏輯由 src/routes 中的文件定義，與 oauth 與 pay 兩個用於第三方認證和支付接入的 endpoint 並列。

排序算法與數據庫

馬特市裡內容的呈現，是用戶創作與行爲涌現的結果，而內容排序的邏輯則是涌現的規則，直接決定了什麼樣的內容被讀者看見。這些邏輯既是『好內容』的定義，也是『公共空間』的質地。

排序使用的數據來源於每一個用戶的行爲：對於文章，是讚賞、支持、評論、關聯、閱讀、收藏和精選；對於標籤，是編輯、精選和追蹤；對於作者，則是追蹤，以及對作者文章或標籤的所有行爲。每一項行爲都是一條時間序列，包含無數種切分時間的窗口；同時，每一位用戶又有不同的加權方式，比如追蹤者數、收到支持數、給出支持數，能夠給行爲賦予不同的權重。

排序算法需要利用這些多維的數據，涌現出受到認可的內容和作者，既要保證一定頻率的更新，又要避免惡意用戶的刷屏攻擊。這使得排序算法變得複雜而精細，也使得我們需要不斷地以簡潔易懂的方式溝通和改善排序邏輯，讓公共空間的質地真正成爲社區的共識。之後我們也會專門撰文介紹排序算法的思路，方便馬特市市民們的參與。

這些不同的排序都以 materialized view 的形式存儲與數據庫中，通過 cron jobs 進行定期更新。數據庫的遷移、配置和 seeding 等文件存儲在 db 路徑下，與 src 路徑平行。排序方式的相關代碼則在 db/migrations 中，對應的 materialized view 經由不同的 resolver 調用呈現在 API 的返回結果中。

數據庫結構相對複雜，難以很快理解和上手。爲此，我們製作了數據庫的文檔與結構圖，下載文檔之後可以點開網頁，直觀地理解目前的數據庫結構。

開發環境與部署方式

因為馬特市只有很小的工程師團隊，所以我們盡力標準化本地開發規範、自動化 DevOps 操作，以便提升開發效率。

不管是前端後端，GraphQL 類別均會在開發與建構時生成對應的 TypeScript 類別，實現數據結構校驗：後端採用 graphql-schema-typescript 項目，調用 npm run gen 來生成；前端則採用 apollo-tooling項目實現，調用 npm run gen:type 來生成。本地開發時，這些類別都會及時自動生成。

前後端在開發工具配置上也大致相同：Prettier 用於自動規範代碼格式，Commitzen 用於規範 git commit 格式，Jest 則用於單元測試。前端倉庫 [bdd](https://github.com/thematters/matters-web/tree/develop/bdd)路徑下還有 cucumber 文檔，既可以作為產品功能的文檔，也作為前後端整合測試的腳本；不過這部分尚未發揮出潛力，還有待開發和完善。

新版本的部署通過 GitHub action 完成，一方面將新版本的 git commit 自動整合為 release note，另一方面將新版代碼上傳到服務器中。隨著馬特市依賴的服務越來越複雜，我們開始嘗試採用 Terraform 自動化基建的更改與調度，這一部分的進展會在之後更新。

以上便是馬特市目前的大致結構與思路，其中還有很多細節與側面，留待以後的文章介紹。歡迎你來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是發現了什麼問題，還是有想進一步了解的部分。也歡迎報名馬特市開源計畫的第一步，搶先進入代碼倉庫玩玩看。

Happy Hacking ❤️

离线的社交网络与流行病的传播

Dominic Tarr 住在新西兰的一条帆船上。他习惯写 JavaScript，在 npm 上贡献了四百多个包，包括常用的 browserify。

帆船上的生活有个缺点，就是网络信号差，社交网络也不好用。所以14年的时候，他开始设计一个协议，让自己和朋友们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联络。

这个协议起名叫 Secure Scuttlebutt，简称 SSB。Scuttlebutt 是水手们的俚语，原意指水桶，后来引申为流言，因为SSB的核心正是一种流言算法。这个算法的大致思路是，每个人平时只在本地电脑发布自己的文章，而在与朋友“相遇”的时候，相互建立连接、同步彼此以及彼此的朋友的文章。

流言算法还有个名字，叫流行病算法，因为这种信息扩散方式与病毒的传播一样。

就像眼下正在失控的新冠疫情，“人传人”的机制虽然简单有限，但是乘以人数之后会有巨大的威力，变得极为高效。同时，因为社会关系的小世界网络特征（比如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人们只要能够看到彼此的朋友，顺藤摸瓜几次，就能串起网络中大部分的人。

流行病算法的机制虽然简单，但是在网络中却非常高效。病毒可以用它让人类社会措手不及，但人类也可以用它设计稳健的通讯网络。https://zhuanlan.zhihu.com/p/41228196

SSB 中的“相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本地网络、蓝牙直连，甚至是 U 盘、CD 等物理介质，不受互联网基建的限制。与所有其他基于友邻的分布式网络一样，新加入的用户很难开始探索，所以SSB中还设计一了种名为Pub的节点，既是一个互关的超级用户，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像真实世界的酒吧一样，人们可以在Pub中相互结识，在离开后相互关注。

相比 http 组成的互联网，SSB 更像是“离线社交”，不依赖物理或者虚拟的“线”。设想一下，一个互联网运营商、云服务及各大平台纷纷倒塌的世界里，SSB会是少数可用的几种协议。如果这个设想过于科幻，那么再设想一下，也许我们从未有过“互联网”。

“互联网”是“全球互联网”的简称。“全球”有多“互联”，是一个不断缩小的指标。即使曾经互联过，我们所知的互联网也早已开始凋亡。Facebook与Twitter不断加紧审核，美国刚提案让政府破解商业公司的加密，中国刚建立自己的域名根服务器，俄国则立法支持“主权网络”并测试了与世界断开，今年也已经是朝鲜光明网20年。

人们在未来也许不会相互隔离，但也早已不再畅通无阻。最近的疫情中，全球化正在戏剧性地落幕，从今往后必将更是如此。

这样的背景，也许能够衬托出SSB这样项目的重要之处，并解释为什么六年来，SSB已经自发成为一个繁荣生态，变成了改进互联网的方向之一，与IPFS、Dat、Solid等项目一样，穿梭于极客们手中、技术论坛上、甚至加密货币媒体里。

受限于设计和资本，SSB很难像其他社交网络一样用户友好，也很难在愿意通过隐私换取便利的网民中传开。 但SSB的设计非常适合基础设施缺失的地方，而现在有一半人类尚未接入互联网。此前，就曾有志愿者将SSB带入非洲的偏远部落，让当地人能够互通信息。

再乐观的人也会同意，SSB这样的草根项目，很难和Facebook、SpaceX、软银等巨头抢占互联网处女地。不过类似的项目和思想并不限于SSB，同时技术变革的历史也提醒我们，不该忽视分散而反脆弱的自发力量。太阳能发电、3D打印等技术，因为更低的启动成本、更高的自给自足和更少的中心依赖，已经在非洲等地快速普及开。

通讯网络也是如此，不管是物理层的无线网状网络，还是软件层的通讯协议。这些不同的技术和思想拥有类似的优势、指向类似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许能够在权力富集之前，为剩下一半人类锁定一个更好的起点。

www为代表的互联网是“地址”中心的：入口是地址，是一个地方，可以存放东西、也可以被拥有；IPFS和Dat为代表的协议是内容中心的：入口是内容，指向数据的哈希值或者发布者的公钥；而SSB则是人类中心：每一个入口都是你认识的人（除了Pub）。前者造就了繁荣的互联网，而后两者有可能会让它更加去中心化。 https://staltz.com/a-plan-to-rescue-the-web-from-the-internet.html

人类中心与网络主权

SSB的创新之一，是数据存储的权责界定。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中，用户需要保存自己的数据，以便他人调用；同时也需要保存他人的数据，以便数据主人不在线的时候能够读取。

保存他人的数据牵扯一系列问题，比如电脑病毒或者违法内容。所以，保存数据是一种信任：信任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相信他们的创作值得保存。

这种信任关系，其实是一种通用的验证机制：以人际关系为中心，通过关系网络来量化信任。而这种验证机制，正是PGP加密算法在三十多年前实现的“信任网络”。

SSB中每个用户可以计算自己与其他用户在网络中相隔几层，类似于PGP中不同的信任度。每个客户端可以据此决定如何对待其他用户的数据，比如是显示、保存、还是忽略。

PGP中信任网络的思路，或者说世界观，离不开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八十年代冷战期间，全人类处于核战的威胁下。越来越多民众意识到，更值得信任的是跨越国界的手足，而不是坐拥权力的中心。

当时Philip Zimmermann兼职程序员和军事政策研究员，是数百万为和平游行示威的美国人之一，与卡尔·萨根等人一同因公民抗命被捕。他意识到各个国家的民间组织，都需要能够信任和保密的交流工具，所以设计了PGP为电子邮件进行加密和验证。

但随着互联网2.0的中心化，流行起来的验证模式不是信任网络，而是更易用、也更符合中心化权力结构的“证书颁发机构”。比如，通过https访问网站时，浏览器会向证书颁发机构发起请求，确认网站的身份；地址栏旁边的小锁背后，藏着的就是机构颁发的证书。

而在类PGP的信任网络中，并不存在中心化的颁发机构：与SSB类似，我信任的是认识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遥远的、面目不清的权威。面对一个陌生的信息源，我不是去向某个机构求证，而是去看看信任这个信息源的人们，与我信任的人们，之间隔了几层关系。

这种通过“共同认识的朋友”来建立信任的方式，直觉上也更加符合我们的认知，同时也更加稳健、普适，适合在实名社交中与陌生的人建立信任。所以即使是中心化的Facebook、LinkedIn和微信，在用户与陌生人相遇时，同样会显示共同认识的人，来协助用户建立信任。

冷战过后三十年的今天，全球化逆流与世界多极化的离心力，也许能够成为重构验证模式和公钥基建的动力。

这是因为，在各国剑拔弩张的时候，不信任中心的不仅有民众，还有其他政府。所以许多国家才需要建立自己的域名根服务器，保证自己的“网络主权”，让互联网在与美国断开之后还能正常运作。国际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无政府结构，也必定会像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样，反对全球中心化的认证体系。

在“网络主权”这个议题进入更多人视野的时候，许多兼容信任网络与物理世界主权结构的构想也开始逐渐成型。在信任网络中，单个节点不再重要，也不用担心被任何机构控制；同时，任何一个节点也可以成为中心，受到其他节点的主动信赖。

信任网络的结构可以和现实世界的主权兼容：公立机构可以认证值得信赖的公立或者私立机构，而用户可以将信任代理给公立机构，也可以自行选择。 https://bblfish.net/blog/2018/05/16/webOfNations.html

比如在一个称为Institutional Web的构想中，公立机构可以相互认证、并认证可靠的私立机构，而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信任委托给这些机构。这一方面提供了符合物理世界主权结构的“默认选项”，同时也给个人的信任选择留出了自由空间。

不过，让主权结构采用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大约只是草根理想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毕竟手握权力的中心，不会有动力维持权力的平衡。

但同样的构想与原则，仍然可以应用到民间组织中，实验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为未来的政府进行铺垫与准备。

匿名的货币，实名的信任

生产全球化的几十年，暴露了跨国资本从收入不平等到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带来了全球化逆流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几十年间知识流动极大增加，最后带来了生产资料的小型化与边际成本的平坦化。许多人认为，未来快速涌现的会是超越国家的共同体，让生产与交易关系更近似于中世界的城邦结构。

电子货币无疑是重塑生产与交易关系的重要部分，毕竟持有同一个货币是利益绑定最直接的方式。在历史上的城邦时期，城邦们常常各自发行货币，维持经济和文化的多元与繁荣。随着美元体系的衰弱，不同形式的电子货币会有更多的存活空间。

在电子货币兴起以前，譬如公社这样的生产共同体，也常常采用工分、时间银行等其他货币形式。然而，生产共同体对货币的需求，正好暴露了基于区块链公链的主流电子货币的不足。

区块链有时被认为能够带来“去信任化革命”，因为它构建了不再需要人们相互信任的系统。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误导，因为信任的链条最终都会有所指向：在算力证明（PoW）中，这是算力；在权益证明（PoS）中，这是权益。

区块链也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集中起算力或者权益不太容易，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机制阻止。对于算力证明，富集矿池可以掌握网络；对于权益证明，富集货币则可以让有钱人说了算。

真实世界的共同体，并不需要将信任代理至数字，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身。数万年的演化历程里，人类生活在150人以内的小团体中。其必然的结果是，我们的认知结构将信任指向具体的人，在私人生活中如此，在公共事务中也是如此。

独裁体制中，对独裁者的信任是体制的基础；直接民主中，选举制度信任每一个公民，再由每一个公民将信任委于候选人；而整合了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流动民主制”，即便绕开了一人一票的弊端，仍然是基于对每一个人价值的信任。

比特币的原初精神，是实现交易匿名、全球通行、不受控制的电子货币，或者说一种电子黄金。这种精神，与疫情之下各个政治经济系统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面对经济萧条的危险，各国中央银行不顾通胀的可能，迅速开始向市场注入资金。

无论这样的金融手段利弊如何，一个自由货币支撑的系统并没有这样的选择。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系统，往往依赖“人治”保证灵活性，同时演化出了配套的监管与问责制度，让监管与问责的对象始终是人。

人类组织的走向最终需要人来决定，这是必然。从比特币和其他公链短短几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网络与软件的演变方向实际上是由矿工们共同决定的。但逐渐涌现的政治博弈非但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反而深深藏在了数字、矿机与交易所的背后。

虚拟的信任网络，真实的共同体

有一个被疫情带动的经济话题，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中，公链上虚拟账号与真实身份的割裂更加明显：矿工节点与钱包均是开放注册的，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任何多次，那从何定义“全民”的边界？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开放的虚拟世界里，“虚拟的共同体”边界反而更难定义。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生产共同体再分配中的典型问题，依赖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实现基本收入的系统，尽管不一定需要一个中心来查验身份，但仍然需要某种“类实名”的机制，防止恶意用户和恶意行为。换句话说，这是个隐私较低、信任较高的系统，也符合我们对“基本收入”社会的直觉想象。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去中心化信任，正是类PGP信任网络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发源于法国的OpenUDC与Duniter项目，便基于类PGP的信任网络设计了电子货币，构建了边界明确的生产共同体，并且实现了一种形式的基本收入。

当一个新的用户加入这个网络时，需要先获得其他老用户的认证。要求的认证数量可以由系统调整：网络较小、对信任需求很高时，可以要求加入者获得所有用户的认证；而网络较大、信任分散时，可以只获得一部分用户的认证。

Duniter的主创在解释信任网络的规则，目前参与者已经遍布法国。

相比比特币，Duniter的用户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矿工之间也不再需要竞争算力来维护账本。完整节点可以通过Raspberry Pi等小机器运行，大大节省了电力、降低了门槛。

因为信任链条需要直接指向真人，网络就受到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这适合本地的生产共同体，而不适合形成全球货币。一个本地性很强的货币系统，能够真正接入生产，避免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但同时也会体现出本地性的缺点。

理想情况下，全球化逆流带来的，是信息全球化，与生产本地化：一方面保持人类共同知识的增长，另一方面降低运输成本、环境污染和收入差异。然而，电子货币的两面性让它夹在了信息与生产之间。

作为软件和信息，Duniter可以延伸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作为一种基于生产和信任的货币，却需要黏着于地理位置。所以，Duniter目前只在法国繁荣发展，几乎所有相关资料与讨论都以法语进行，在其他语言中并没有多少资料与参与者，阻碍了它进一步的扩散。

不过，这也许是所有新理论与社会实验的必经之路。OpenUDC与Duniter基本收入机制背后的理论，是法国数学家Stéphane Laborde提出的Relative Theory of Money (RTM)。受到托马斯·潘恩等人的启发，Laborde给出了每个人具有同等价值的前提下，在时空上公平分配货币和控制通胀的数学模型。

RTM在法语世界里甚至有给孩子们解释用的游戏，却与这两个项目一样，在法语世界以外鲜为人知。不过在全民基本收入被越来越多人讨论的时候，RTM也开始进入英文和中文世界，获得更广泛的读者。

本地化的货币，全球化的公社

在习惯国家法定货币的社会中，社区自发货币也许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不过现代国家以前，许多地方使用的货币都是自发开始的。在法币系统失灵时，常常也会出现社区货币，比如民国时期的县票、乡票和中共发行的货币，或者北美大萧条时期的社会信用运动。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整合合作社（CIC），便是近几年社区自发货币的一个例子，甚至还实现了社员的基本收入。

加泰罗尼亚向来有着独立自主的叛逆基因，西班牙也不缺合作社的实验，比如在社会学中被广泛研究的蒙德拉贡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CIC的目的很明确：让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各方面直接相互帮助，尽可能降低对于政治和金融中心的依赖。

它的形态很新颖：直接连接起从事生产的合作社和自由职业者们，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法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服务。在有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后，CIC也成功实现了社员的基本收入。而与此同时，CIC在法律层面上并不存在，脱离于西班牙的法律体系。

CIC在内部采用一个叫做eco的货币，基于称为LETS的一种类时间银行货币系统。LETS设计于八十年代，与很多社区货币一样，为交换劳动力而设计，但难以像法币或者公链电子货币一样成为资本，也难以成为跨地域通行的货币。

而从14年起，CIC创始团队的一部分人发起了FairCoop项目，开始尝试将CIC的经验全球化。FairCoop意图连接全球合作社，并像这几年的许多项目一样，发行了基于区块链的电子货币，起名FairCoin，为了“向外汇市场注入合作社的基因”。

FairCoop与FairCoin在全球范围内串联起来的软件与合作社生态。

某种意义上，FairCoin算是一种许可链，只不过这种“许可”不是中心化的，而是基于合作社之间的信任网络。与OpenUDC或者Duniter不同，FairCoin通过信任网络来验证管理员，一种类似矿工的角色，但并不验证普通使用者。

这同样把人的政治归还给了人，让矿工之间相互信任而不需要算力证明，同时还使得FairCoin能够在更广阔的市场中交易。

全球化退潮时涌现的生产共同体中，必定有不少会是合作社形态。这种让全球合作社之间互通有无、又能兼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结构，如果能够成功，必将是革命性的。

可编程的媒介，可塑造的世界观

也许社会信息媒体正在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比起法国大革命，更是多了通过产品和技术实践想法的机会，让不同的假设和理论可以快速验证和迭代，投入大规模的实验。

不管“技术”是不是中立的，它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一定不是。“技术”只是人类逻辑的自动化，站在巨大社会变革的路口，技术的可能性或者说不确定性，和人类一样，涵盖了广阔的意识形态光谱。

经济光谱上，比特币的许多支持者们，极端看重自由，处在光谱极右；Duniter、CIC与FairCoop的参与者们，比如从银行骗走大量贷款、分给反资本组织的Enric Duran，极端看重平等，处在光谱的极左。而在政治光谱上，既有赛博朋克，也有信息集权，前者一般徜徉于开源的代码中，后者也许端坐在体制的围墙内。

特定的世界观创造了特定的实验，成功的实验又再次将这种世界观传播开来。但在各种世界观竞争的过程中，作为载体的我们，有所知，有所不知。

不知的那部分，有时更加重要。潜意识与意识，直觉与分析，隐微与显白，系统1与系统2，这些二元划分中，看不见的那个，往往都是决定性的潜流。

信息传播中的媒介与内容，也是如此。“媒介即信息”，是因为信息的内容仅仅是敲开我们大脑的诱饵，而真正改变我们的，是信息的媒介。

从社交网络、身份认证、网页加密再到合作社的货币，背后的信息系统都是一种可被编程的媒介。不仅能被编程，这种裹挟我们的社会信息媒介，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形塑我们的情绪、决策、想象与世界观，将它的逻辑渗入现实，与我们一同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

但与此同时，可编程的媒介也被我们创造和形塑，进而让我们定义自己。所以可编程的媒介，是我们世界观的累积与映照。

八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与零八年左右的经济震荡，都让不同的社会信息媒介有了发展的机会。在未来，货币、生产、贸易、文化与政治的快速演变中，无疑又会有机会，让动荡中的人们选择如何共同生活。

全球化结束，但数字化会继续。为了让我们的行为称得上“选择”，我们必定需要了解串起彼此的社会信息媒介。

已故的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条老鱼遇到几条小鱼，向小鱼们问好，问起今天水温如何；小鱼们一脸困惑，问，什么是水？

身处信息网络中的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水温如何，还需要知道水温的机制。因为我们的选择，将会继续影响未来的水温。

纽约文化沙龙分享内容，引文整理自现场讨论。

美国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协议刚开始出现，也刚从越战的泥潭中走出来，还依然笼罩在冷战的核阴影之中。大量民众意识到政府可以做出愚蠢的决定，对政府极不信任。

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和hacker研究如何通过加密来进行信息交互和身份认证，防止政府控制和监听人民，最终自动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甚至部分政府职能。

85年David Chaum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算是典型，里面提出了一个保证匿名性、同时提供身份认证的系统。论文标题就说，是为了让big brother过时。

引言中也预言了三十多年后中心化系统的问题：数据挖掘能够提取民众隐私信息，无所不在的监控造成“寒蝉效应”、把“墙”直接筑入人民心中，中心化平台本身易受攻击、造成数据泄漏。

同时代的其他人设计出了不同类型的加密模式、电子货币系统、可验证结果的投票系统等，都在试图不借助中心达成匿名用户间的信任。

88年Timothy May离开英特尔后，仿照《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了个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里面总结了时人对理想数字空间的想象：一个自由交换和交易信息的市场，不受第三方的监听和审查。

92年May和另外几个人发起了一个叫Cypherpunk Maillist的邮件列表，参与者是一帮实干派，催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项目，包括wikileaks和比特币。不过比wikileaks和比特币使用更广泛的，是PGP协议，它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

PGP的用途在于加密信息和验证身份，能防止监听和假冒。发明者Zimmermann自己经常参与反核运动，也喜欢把PGP的代码免费分享给其他草根政治运动的群体。PGP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但它用的算法被联邦政府算作军火一类，禁止出口，联邦政府也开始调查Zimmermann。

结果Zimmermann用了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他把PGP的全部代码印在书上出版了，用户可以扫描下来识别回代码。因为书籍是出版物，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受到美国宪法保护。

站在读代码者的角度，代码的确是种言论，毕竟写下来的一套思维和算法；但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软件技术像硬件技术一样，可以被专利或者海关封锁。这算是两种世界观的第一次碰撞。

在此之后又许多人和组织多次起诉联邦政府，最终使得代码可以像言论一样受到保护。到现在，PGP仍然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加密方式之一。

这些事件也使得数据隐私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93年Wired的封面现在看起来仍然没有过时。

🐱：对于不是技术背景的朋友，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源代码与执行文件的区别。源代码可以被编译成为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点开之后是二进制的数据，电脑可以直接安装和运行。闭源软件只提供可执行文件，但开源软件提供了源代码，用户可以看到工程师写下来的逻辑，也可以自己编译甚至修改。

🐯：刚才提到代码是思想还是技术，从这个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源代码是更接近思想的部分，而可执行文件则是更接近技术的部分。

随后的十几年万维网迅速普及，流行开来的是服务器-客户端（server-client）架构，数据和计算都放在服务器上，用户则用很轻很小的客户端去调用和呈现数据。这个结构是中心化的，好处是效率高、迭代快，因为服务器可以用很大的机器，也能够不断更新软件系统。

但问题是，我的数据都在服务器中，那服务提供商就能够控制我看到什么，也能够拥有我的隐私数据。因为服务是免费的，服务提供商还需要通过用户数据来赚钱，不管是通过广告还是其他手段。

同时这样的系统也不太稳健，因为很容易通过一个中心节点来控制或屏蔽整个系统。

与网络中心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版权的中心化，也和前面说到的信息该是自由传播的言论，还是该被专利和版权控制的实体有关。

版权问题在互联网中非常模糊。早期BBS、Youtube甚至互联网本身繁荣的内容是由“盗版”支撑起来的，所以不同形式的“版权流氓”也可以通过版权对内容进行打压。

14年有个很棒的纪录片叫“The Internet’s Own Boy”，讲Aaron Swartz一生推动互联网开放版权的故事。

Swartz是个天才，14岁时参与RSS标准制定，15岁时参与设计Creative Common标准，后来又参与了Markdown的设计，并成为了Reddit的联合创始人。同时又极其敏感、内敛和理想主义，用他朋友的话说是有 “pathological capacity for compassion”。

他相信信息就是力量，而这个力量应该交还给人民。所以他做的技术贡献很多都围绕信息自由，但长大后慢慢意识到信息自由远不止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Swartz 22岁的时候也写了个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号召学生、老师、图书馆管理员等能接入图书馆系统的人们，像游击队一样，用所有机会绕开版权限制去传播知识，抵制科学和文化的私有化。

Swartz还参加了一个当时很大的政治运动，抗议“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SOPA名字上是维护版权方利益，但同时也会给了政府和公司更大的监听和垄断的权力，以此为借口封锁很多网站和内容。

法案听证的当天，各大网站黑屏抗议，号召大家抵制这个法案通过。

知道SOPA法案后，Swartz马上做了一个用来号召政治运动的网站，叫Demand Progress，影响范围很大，号召了很多人来抵制Demand Progress。最后SOPA没通过，这件事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是阻击SOPA影响了大版权商的权益，也惹恼了很多人。坊间还传闻好莱坞各大制片厂在SOPA被否决之后，专门找奥巴马吃了个饭，要求严查此事。

10年的时候Swartz做了另一件事，接入MIT校园网，批量下载大量论文，拿来全部公开在网上。他觉得科学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不能只有有权有钱的研究机构才能接触。

那时的大背景是，互联网在极大地推动民主/民粹化，中东在阿拉伯之春的前夕，美国在占领华尔街的前夕。民众和建制权力之间的撕裂一触即发，大版权商JSTOR上诉之后，联邦政府打算杀鸡给猴看，就开始调查Swartz的侵权。

很多老论文虽然没人读，但是版权费却非常昂贵，潜在的罪行也非常重。FBI出动了惯用的施压手段，本该作为hacker摇篮的MIT也配合了调查，最后Swartz在压力之下自杀，年仅26岁。

Swartz死后，黑客组织Anonymous攻击了MIT和联邦政府的网站，挂上了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许多科学家和研究员用“#PDFTribute”标签来公开自己的论文，向Swartz致敬。学术界内部开始出现了许多致力于开放研究和开放数据的组织，欧盟的Science Europe也发起了Coalition S计划，打算2021年前让所有欧洲公立研究成果向公众公开。

不过与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最一脉相承的可能算是SciHub，目前最大的公开论文数据库，也是科研人员和普通人查资料的利器。但创始人Alexandra Elbakyan被Elsevier起诉，至今仍需躲藏。

🦉：对于大部分科学研究，因为从研究的推进到结果的分发都是政府资助的，投入的是公共资源，对应的结果也就应该公开。

🐰：涉及公共利益、由公共资源资助的研究应该公开，但是仍然有部分研究是私人资金资助，如果没有好的保护产权和专利的办法，这部分研究就不会再有动力进行下去。

🐯：即使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研究，是否应该公开还存在伦理问题。一个例子是烟草公司赞助的关于烟草危害的研究，因为利益相关有意不公开，加剧了这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一个反面例子是核物理研究，虽然是公共资源投入，但是因为威力巨大，是否应该公开又涉及了另一种伦理困境。

🐒：一个系统的确需要兼容私有与公共两种信息模式，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容易进行价值判断。作为消费者可以选择支持开源、开放版权的软件和内容，作为开发者和作者可以选择开放的模式和平台。也许这种选择会和环境问题、廉价劳力问题等一样成为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

在Web2.0应用刚兴起的时候，互联网还有很强的去中心化趋势的，比如99年的Napster，00年的eDonkey，01年的BitTorrent，02年的eMule，网络流量曾经大部分都是p2p的。

但是这样的系统和现实世界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不兼容，包括版权等各个侧面，暗里被互联网服务商降低流量，明里因版权问题被法律制裁，最终没能竞争过中心化的服务提供商。

🐯：http本来也是去中心化的，每个人的电脑都可以向其他人的电脑发送网页。只是后来Facebook、Google这些服务出来了，说你们可以把数据都存我这里，才变成了中心化节点。中心化节点一方面是迭代快、效率高，另一方面也是容易信任，用户可以去信任这些节点传来的数据。

🐱：可能以前去中心化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信任，而是在于达成共识。因为bittorrent、git等协议本身无法达成共识，大家也无法决定什么数据和软件才是“可靠”的。而区块链和智能合约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才是这些新技术的意义。

🦆：理想情况下，我的数据应该就是属于我的，不管是数据的增减还是授权，都应该是由我控制的。但是这里还有个信息处理能力不对等的问题：即使把控制权都交到我手里，我还是没有时间精力去一项项处理和判断。为了能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把我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个中心。

🦅：这些中心现在直接负责处理言论，用算法来侦测违规，但是却没有其他限制言论自由时需要的权衡和司法程序。同时，即使所有人都拥有言论自由，控制什么言论被发现的也在于这些中心，因为我们还需要把发现信息的权力也让渡给这些中心，也是因为处理信息能力的不对等。

开源的理念已经在程序员和程序员建立的软件世界之中遍地开花，而开源本身是一种去中心化，让源代码不被一个中心持有。写程序的人很容易支持开源，毕竟常常是通过开源代码学习技术、也需要能够hack自己手头的工具。

git是开源软件中常用的代码版本管理工具，它本身的故事也很有意思。Linux内核最早是用一个叫BitKeeper的闭源软件进行管理，Linux社区好几次无法与BitKeeper公司达成协议，Linus决定自己开发git、并弃用BitKeeper。随后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使用git，BitKeeper最后也在16年也进行了开源，但已经无人问津了。

如今git已经是管理代码改动的标准工具，开始走出代码领域，基于它的github等服务商也开始进入主流新闻。

🐯：即使软件的代码都是开源，软件的开发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权力结构。比如Linux这样的项目，其实算是比较集权的结构。但反过来说，也有很多闭源为主的公司，向开源项目贡献了很多代码。

🐘：代码虽然能够开源，但是代码本身无法作为信任链条终点的source of truth，因为普通人看不到，也没有人能看完每一层的代码。人们相信一个protocal，实际上相信的也是某个实现。所以source of truth最终还是需要是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本身可以有一个去中心化的权力架构。

16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说明现在网络世界对开源软件的依赖。

加州Oakland有个程序员叫Azer，土耳其出生，也是通过开源软件学习信息技术的。有一天有一个大公司给他写邮件，说Azer在npm（流行的JavaScript包管理系统）上项目的名字和他们公司重名了，问Azer能否转让这个域名。

Azer拒绝之后，这个公司去找了npm官方，结果npm官方决定把这个域名转让给这个公司。Azer一气之下删除了自己所有在npm上的开源包。

其中有一个叫left-pad，很简单的几行，给任意字符串左边加上重复字符。这个包删除之后，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波及开了。澳大利亚、德国、捷克、美国等各地的程序员开始发现自己的项目出现了奇怪的错误，包括这个故事里的大公司自己的网站。

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left-pad，但是它已经通过层层引用包含在了海量项目之中，它的消失造成了所有这些项目的瘫痪。

🐯：OpenSSL的例子也非常典型。OpenSSL是大量加密组件都使用的底层开源库，前几年爆出几个大后门之后，各大公司都panic了。最后大家追踪到OpenSSL维护者只有三个人了，而且还没有钱。

所以尽管web2.0很多方面都有中心化带来的问题，支撑web2.0的代码已经完全依赖开源软件了。不管是坏事好事，这些代码以及背后的逻辑其实已经没有中心的控制了。

随着代码普及率越来越高，这一点在比特币、以太坊等这样的项目中更加明显：代码的开源、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已经成为信任本身的基础。

SOPA和同时期的PIPA虽然没有通过，此后的几年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影音盗版还是得到了有效抑制，版权垄断也开始明显起来。SOPA之后比较受关注的“网络中立”问题，则更加复杂、更加难分是非。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比如移动、联通或者AT&T、T-Mobile，能够依据经济和政治链条选择给哪些网站更多带宽，又给哪些更少带宽、甚至直接封锁掉，所以人们才会有“网络中立”的要求。但是要规范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行为，就需要更大的政府和更强的管制，加大权力的集中。

“网络中立”触到了数字乌托邦的关键问题。数字世界毕竟要基于现实世界的硬件设施，但和现实世界的资本和权力一样，对于硬件设施的权力也会富集。但如果把这些设施作为公共基建交给政府的话，一方面失去了市场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把塑造言论和思想的能力交给了政府。

这是个比软件层的去中心化更难解决的问题。但在社区层面，有不少有意思的项目，打开了一些新的可能。通过mesh network等技术，硬件层可以架设廉价的点对点通讯模式，让社区以内和社区之间进行信号共享。这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自治的社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比如德国的Freifunk项目，有四百多个社区，遍布德国各地。纽约也有NYU-mesh项目，为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地区提供互联网信号。

🐺：去中心化的历程，从内容开始，然后人们想要更多，开始去中心化数据，再下一步是去中心化物理载体。也许这个过程会无限进行下去，但是人不可能没有分工合作，我们最终也无法生产自己的手机。

🐝：而且分工也意味着专业化，专业化本身需要中心作为支撑。

🦜：有一个专业化和去中心化平衡的例子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由志愿者编辑，出现冲突的时候，有决定权的不是某一个机构，而是社区中积累了最多credibility的人。维基百科质量不亚于大英百科，后者比较中心化的，前者则依赖collective intelligence，更去中心化。

🦎：也许以后代码会成为和文字一样，一个社会也会要求代码的literacy。可能技术的很多方面都是，比如现在中学生也开始玩Arduino和Raspberry PI。再比如，以前只有打字员会打字但现在人人都会。

🐺：但是即使人人都会写Python，还是会有智力上的天然差异，也会有权力关系，权力顶端2%还是会有更高级的技术来控制剩下98%的人。另一个思路是从现有的结构出发，去改善和改进，而不是推翻了重建一个新的。比如欧盟的GDP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现成的体制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实践证明也确实有成效。

🦅：但是在讨论和想象技术的时候，我们有多激进决定了我们能够想象多远。虽然从眼前到想象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如果让这些困难阻止我们去想象，实际上是在限制自己。

🐯：实践的时候，是有很多折中路线可以选择的，不需要推翻现有结构，也能够一步步通往更激进的图景。比如程序语言设计，最开始的时候是公司或者研究机构内部参与，后来的语言比如Python通过Python Enhancement Proposal（PEP）让社区参与，Rust则采取了互联网协议中开始、也更加激进的Request for Comments（RFC）方式，进一步去中心化权力。

🐭：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这一点本身无法阻止，现在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剩下的社会结构无法跟上。单凭技术无法解决根源的权力不平等，GDPR的出现也是因为欧盟政体的民主。数字权力进一步集中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政体进一步民主。

🐺：技术不断进步，但人类社会是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的。苏联解体到现在二十几年，全世界流行的是左派思潮，还权于民，结果近几年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backlash。向左是进步的，但是社会不会一直向左，维持社会稳定的正是摆动中诞生的check and balance。就像毛时代、苏维埃和许多其他乌托邦实践一样，一个没有刹车的系统是会出问题的。

🦉：当我们断言技术一定是不断进步的时候，我想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技术作为主体，的确有不断进步的动力，就像资本和权力有不断集中的动力。但现在技术可以是主体、资本可以是主体，唯独人不是主体。如果人自己需要读懂程序才能参与利益的博弈、维护自己原本的权力，没有技术知识便会被抛出时代和社会之外，可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建造的这个系统本身的结构问题，正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一样。

🦘：某种意义上技术和资本的不同形式并无太大差异。技术最终会是以产品的形式到达市场，那人们的就像选择连锁品牌还是当地的农场的牛肉一样。连锁品牌可能会多些添加剂，当地农产品可能更有机和健康，但最后还是取决于什么产品能够更好地服务市场。回到前面说的开源闭源的问题，RedHat做开源软件，但是市值只有闭源的Microsoft的百分之几。一个闭源软件公司的资金有更短的反馈链条，常常能够更好地服务用户。但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会使得开源软件有竞争优势：一种是软件的使用者本身就是开发者，比如git、linux这些都是；另一种是法律不允许这样的公司存在，比如大家用的各种翻墙软件。

近几年更为显著的进展还是在软件层，并且有望通过软件层去将社会组织层面去中心化。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提供了分布式网络中的共识，能够兼容版权、账户等原本中心化的概念。

随之也涌现出了“分布式自治组织”这个概念，意在通过自动、可靠的协议执行，减少权力层级，让组织更加扁平。分布式自治组织需要的就远不只是网络技术层面的进展，更涉及大量博弈理论；作为社会实验，又会去不断重新定义数字空间里的民主。

最后分享一个叫Electric Sheep的图像生成算法。这个算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训练过程也是一种去中心化：每个安装这个软件的人依据是否喜欢生成的图像投票，最后将算法训练得符合人类的审美。

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人机交互，算法生成出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很混乱，但是也常常令人着迷。也许去中心化的组织也会带来类似的惊喜。

假新闻多，换个说法，也就是差新闻多。

让一件差的东西变好，常常起作用的是市场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性价比越高的商家越容易生存。随时间，这一手降低了价格，一手提高了质量。

但，目前大部分新闻并不作为商品而存在。新闻被视为免费的，于是无法从读者处收回成本，只能作为宣传机构存在：不管是卖广告，还是当权力喉舌。

新闻当中被珍贵与标价的，应当是事实，而非观点。如果新闻重新成为商品，价格能在消费者的选择中引入理性，市场机制就能据此建立。市场机制有效用的话，筛选出来的也会更偏向于事实，而非观点。

市场经济依赖合约的执行，开源的智能合约保证了这一点；一个类似RSS、但兼容加密货币与p2p网络的信息交易方式，则可以去掉中间商、降级边际成本。

最近大火的「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讲了市场化许多不同信息的方法。新闻有可能是能最快市场化的，毕竟一直到最近都被当作是有价信息。

也许这会是最不坏的一种新闻生态。

活着的东西是有动机的。生命有好恶的，趋利避害。给质点好恶，它的行为也会活过来。

许许多多这样的质点，如原子之间，维持着一点排斥力。它们就组成了一个涌动着的、活着的空间。

上週有幸與 @zeckli 一起去巴塞羅那參加了IPFS開發者大會。

Matters正在建立一個分佈式的作品發佈网络，與其他分佈式应用一樣，核心問題是數據的存儲與傳輸。

IPFS生態中提供了一系列通用的工具和協議，用於建立各種不同類型的分佈式應用，使得IPFS成為了許多分佈式項目關注的重點。

這次與會的項目種類繁多，比如工廠中的物聯網、docker image分佈式分發、分佈式的npm與Guix、以太坊+IPFS域名管理、分佈式身份認證等等。我們也通過世界各地一百多位開發者，一窺分佈式技術與生態的進展。

會場上有許多有趣的項目。圖中這一個，是用LED陣列可視化一個IPFS集群中每個機器存儲的數據情況。

巴塞羅那的郊區每日陽光燦爛

三天的大會中，最開始是幾門workshop形式的課程，介紹IPFS的基本結構與用法，讓與會者有基本的共識。

IPFS拆分下來，大體可以看做兩個子項目，IPLD與libp2p。

一般通過加密算法驗證的系統，數據都會存儲在通過哈希算法（hash）構造的樹狀結構中，被稱作哈希樹（hash tree，或默克爾樹 Merkle tree）。IPLD定義了數據之間相連的通用方式，負責建構、驗證及調取哈希樹，通用於以太坊、比特幣、git等數據結構。

libp2p則是IPFS之外應用最廣的一個子項目，從邊緣運算到新型的區塊鏈項目，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libp2p主要負責處理客戶端之間通過不同端口和協議相互連接。這一部分原本非常繁瑣，而libp2p在不同的協議和算法之上建立了良好的抽象層，極大簡化了開發過程，也降低了不同協議之間轉換的成本。

workshop形式的課程，讓大家同步基礎概念。

除了workshop形式的課程外，三天的大會中有許多lightning talk，簡短地介紹不同的分佈式項目。此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分組討論，以頭腦風暴和hackathon的方式，理解或者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是與世界各地高手一起協作的好機會。

有一次我參加了DHT（distributed hash table，分佈式哈希表）的小組，同組的正好有OpenBazaar的開發者，向其他人很詳細地介紹了DHT的運作方式和局限。DHT是個分佈式key-value數據庫，也是“分佈式”的核心。目前IPFS採用的是Kademlia算法，簡單直接、容易實現，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比如單個文件訪問評率過高會讓部分節點過載。Coral DSHT算法的一些設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也會很快引入到IPFS中。

另一次參加了關於動態數據的討論，同組的是radicle（一個非常酷的項目！）的開發者和IIT Bombay的CS教授，一起討論目前IPFS處理動態數據上的局限及可能的改良措施。目前IPFS中的動態數據，主要是通過IPNS提供指針，指向不同的IPFS哈希值，并由IPNS發佈者私鑰簽署驗證。但目前IPNS的更新速度非常緩慢。解決IPNS效率問題的一個方案是整合進PubSub機制，目前已經開發完成，還在測試之中。

有一些討論和頭腦風暴的結果，會整理為slides，向大家總結。

從很多更有IPFS開發經驗的團隊那裡，我們也了解到了IPFS當前的其他局限，之後的計劃與設計中也會更加留心。

一個是網絡地址轉換（NAT）。當節點在一個內網中時，節點的IP由內網的路由分配，與外部其他節點的聯通需要轉換IP地址。但是目前IPFS的NAT功能尚不夠完善，特別是在需要穿透多層路由時，有時無法連接上其他節點。

另一個問題是內置的匿名機制。節點最後相連仍然需要通過IP地址，所以目前DHT中也是可以看到其他節點的IP的。一種解決思路是通過Tor或者I2P進行傳輸，與其他暗網一樣掩蓋用戶IP。但是這樣的就會犧牲掉傳輸性能，特別是對於Tor。這一部分的功能開發剛剛開始，但應該比較容易修補和整合。

不過關於匿名機制，葡萄牙的一位開發者開發了p3lib，提供了另一個思路。p3lib不是去掩蓋IP，而是去混淆不同節點想要獲取的數據包。這樣監聽者雖然能夠看到節點的IP，但是無法知道哪個節點獲取了什麼數據。這個方案目前已經可用了，並且似乎效率不錯。

IPFS camp的與會項目中，像Matters這樣直接面向普通用戶、解決日常問題的項目占極少數。大部分項目仍然很“技術”，要麼面向開發者、解決開發過程的問題，要麼是從已有的技術出發、暢想能夠實現什麼。這些項目雖然能夠推動分佈式技術本身的發展，但是本身很難在市場上立足。

雖然對於每個思考過網絡結構的人，都知道分佈式網絡會帶來更好的未來，但是如果分佈式網絡無法提供中心化網絡沒有的功能，市場仍然沒有動力去完成這個轉變。所以在一個unconf環節，我們幾個人在一起頭腦風暴了一下哪些場景中分佈式網絡必不可少。

大家都想到最顯著的場景是突破信息封鎖，及保證信息的保存。比特幣的流行和黑市交易以及跨境轉賬是分不開的，也算需要突破金融機構的封鎖。隨著各國政治獨裁與民族主義的興起，能夠更好保障信息自由和安全的技術會更加重要。Matters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決定打造分佈式應用。

另一個巨大的應用場景是物聯網。這次看到的項目中，數據規模最大的當屬Actyx，用IPFS解決工廠中物聯網的問題。因為在工廠中有大量機器相互協作，並且有強烈的電磁場干擾，用中心化的路由和服務器既浪費帶寬，又容易被屏蔽。於是這些機器之間直接相連，通過IPFS進行高效快速的互動。

Actyx通過IPFS解決工廠中的物聯網問題

類似的場景還有很多，自動駕駛是快速湧現的一個。自動駕駛的場景中，每一條車流都是一個天然的計算機集群，相互之間需要交流與互動，天然適合形成無線網狀網絡。這一方面可以降低信號延遲、加快反應速度，另一方面可以節省整個地區所需要的信號帶寬、降低開支。雖然中心化架構仍然是大部分工程師最熟悉的方案，但有一些自動駕駛公司已經開始試驗分佈式網絡了。

另一個場景是局域網。分佈式網絡在沒有互聯網運營商提供服務時，仍然可以運作。在大規模集會或者突發災害中，會成為最可靠的信息通道。現在berty等分佈式即時通訊項目在通過libp2p搭建這樣的網絡。Nodle這樣的項目則更進一步，將區塊鏈加入到流量分享之中，等於讓物聯網中的每個設備都成為了一個微型的互聯網提供商。

另一個大家討論到的問題是，分佈式項目如何生存。畢竟，中心化的平台持有了所有的數據與權力，不管是從數據間接獲取利潤，還是從用戶直接獲取利潤，都相對容易。分佈式項目則會難很多，團隊如何生存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這次到場的qri項目，為分佈式項目的生存提供了一個範例：讓軟件開源，并保證分佈式情況下可用；同時提供付費的中心化服務，用以增加效率，或者提供其他分佈式應用本身無法滿足的功能。

短短幾天下來，我對於IPFS團隊的能力和動機有了很多信任。Protocol Lab集結了一批分佈式領域有信仰、有能力的開發者，相信未來的網絡該是、也會是分佈式的，並聯手一步步把這個未來變成現實。

因為Filecoin的成功，IPFS社區已經開始有投機者出現，但總體還是維持了友善和純粹的技術氛圍。Protocol Lab的團隊本身也還沒有多少變現的想法，包括Filecoin獲得的資金也都依協議鎖死在Filecoin本身的開發上。

過去大半年我們在Matters網站上進行的牛刀小試，並未發現太大問題。但是下一步客戶端的開發，則一定會觸到IPFS的瓶頸，需要更多依賴和參與IPFS社區。Matters曾與IPFS團隊有過初步聯繫，這次也和IPFS瀏覽器部分的負責人專門討論了客戶端的計劃。他表示，因為IPFS團隊對中國的網絡環境了解有限，很需要我們來提issue，他也願意來推動Matters所需要的優化。

這三天初識社區，比較全面地了解了IPFS的進展，也建立了一些聯繫。客戶端的設計、後續與社區的協作，相信也都會因此更加順利。

豐盛的離別晚宴

Matters目前使用的部分技術棧。編輯器通過Quill搭建，其他前端邏輯與渲染通過React開發，SSR與路由則由Next.js負責；GraphQL負責前後端耦合；Knex為SQL語句提供查詢構造，接入PostgreSQL數據庫；ElasticSearch提供搜索與推薦服務，調用由Spark訓練的推薦模型；IPFS節點提供文章的分布式存儲功能。

平台更新

在過去一年的內測中，Matters通過原型產品開始了內容發現與金流體系的探索。同時，我們也觸到了原型的瓶頸，所以在過去的四個月內，Matters一邊重組技術團隊，一邊對網站進行了重寫，准備處理更大規模的用戶與流量，與更快速的迭代與探索。

在UI/UX方面，我們重新思考了產品邏輯，給網站賦予了全新的面貌，成為你現在看到的界面。但新的界面意味著新的棱角和問題，需要我們一起重新打磨與試錯。

在系統性能方面，服務器數據庫一直是Matters原型的瓶頸。在這一層，我們從適合原型開發的MongoDB數據庫遷移到了高性能的PostgreSQL數據庫，存儲模型也從半結構化數據（semi-structured）遷移到了關系模型數據（relational model），為日後的擴展打下基礎。

在內容發現方面，除了主頁中兼顧用戶動態與運營篩選的瀑布流外，我們也通過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模型搭建了一個簡易的文章推薦引擎，在每篇文章之後為讀者推薦類似的文章。和推薦功能一起，搜索功能也遷移到了ElasticSearch引擎，提供更快更精確的搜索結果。

在推薦引擎與內容搜索的背後，是Matters後台開始搭建的數據管道。數據管道每日調用Spark集群重新訓練推薦引擎，適應平台不斷更新的內容和讀者不斷變化的興趣。同時，數據管道為Matters的數據工程師打開了窗口，得以了解用戶習慣、優化產品、並探索發現內容的新方式。

但在內容發現中，技術是把雙刃劍：協同過濾這樣的發現機制既能為讀者找到感興趣的文章，也能造成同溫層的固化和假新聞的傳播。在利用技術協助內容發現的同時，Matters也會展開產品與社區層面的探索，引入策展人（curator）角色，為內容發現的過程加入人性，也為媒體口碑的建立和注意力經濟的分潤提供新的模式。

全新的API

在發現機制與數據隱私方面，我們需要用戶與我們共同試驗與反思。這個試驗的重要部分，也許是數據和算法的使用規則。在說明文檔齊全之後，Matters將會開放我們全新的GraphQL API，方便感興趣的用戶調取公共內容，一同探索公開與隱私的權衡。

新版的代碼結構中另一個重要改變便是查詢語言GraphQL的引入。UI的快速迭代需要一個穩定的數據模式，從15年逐步流行開來的GraphQL正好提供了前後端之間的查詢語言和類型系統，為UI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模式定義。

更重要的是，相比傳統的RESTful的API風格，GraphQL不依據HTTP或某個特定傳輸協議設計，更適合傳輸方式多樣的分布式系統。同時，因為大量分布式項目都基於有向無環圖（Directed Acyclic Graph）數據結構，基於圖（graph）的GraphQL非常適合從分布式網絡調取數據。類似於The Graph這樣的工具項目在快速成熟中，讓開發者直接向IPFS、以太坊等分布式資源發起GraphQL請求，進一步簡化了開發流程。

GraphQL也讓Matters得以逐步遷移為分布式應用。當Matters部分功能有了成熟的分布式實現後，前端可以通過模式拼接（schema stitching）的方式復寫HTTP部分的邏輯。存儲於IPFS或以太坊的Matters內容數據也可以由此成為公共資源開放使用，協助生態系統成長。

從網站平台到分布式網絡

Matters平台雖然經歷了重新設計與開發，但是產品邏輯並未改變。平台仍是一個傳統的網頁，用戶仍需經由域名服務器查找到Matters服務器IP，再與服務器之間通過HTTP建立連接。盡管每一篇文章都已經發布至IPFS，囿於網頁形式，用戶仍然受制於中心化服務，用戶信息和金流體系也都還存儲在中心數據庫中。

但在重構的過程中，我們開始了分布式網絡的准備與鋪墊。Matters網站會持續作為內容發現的中心化窗口， 探索不同的內容發現與分潤的方式；與此同時，這個窗口會通向更大的網絡，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建立自己的窗口與社區、擁有自己的數據與回報。

接入一個分布式的網絡，意味著用戶需要下載一個客戶端，不管是以桌面程序還是手機App的形式。對於互聯網，這是網頁瀏覽器；BitTorrent或者eDonkey網絡，這是迅雷、電騾、快播等客戶端；對於比特幣或者以太坊，這是電子錢包。

對於Matters，這個客戶端需要讓用戶能夠不經中心節點交易、瀏覽多媒體網頁，讓創作者自主創作、打包、定價、分發與分潤。通過分布式賬本技術，我們能夠將創作者與讀者直接相連，既能像BitTorrent一樣高效地分發數據，又能像Amazon等中心化的服務一樣維持一個良性的版權生態。長遠來看，這個客戶端也需要和諸多快速興起的分布式內容庫聯通，讓用戶能夠隨時調取屬於全人類的共同知識庫，不管是維基百科、科研數據還是研究論文。

在Matters網站繼續進行迭代的同時，Matters工程團隊將會著手試驗這樣一個客戶端，從桌面版開始。盡管具體的產品邏輯和形態還在討論之中，技術層面已經有了不少線索。分布式存儲功能會由目前已經投入試驗的IPFS提供，而分布式賬本功能則會是目前相對成熟的區塊鏈形式（與合作伙伴Likecoin聯手）。同時，我們在原型階段會采用Electron.js平台，以便復用網站平台中成熟的UI與業務邏輯代碼。

新版上線之前，我們已經將Matters所有文章重新發布至IPFS，一方面調整了版式，另一方面對圖片也進行了分布式存儲。同時，我們也重新設計了文章鏈接：文章鏈接末尾長度為49的字符串，是文章元數據在IPFS中的哈希值，包含文章的作者、發布平台、文章指紋等信息。例如，用戶可以復制文章的元數據哈希值，替換到以下鏈接（或者任何IPFS節點）中並打開 ”https://ipfs.io/api/v0/dag/get?arg=${哈希值}/author”，就可以看到作者的相關信息。這意味著，我們設想的桌面版本可以不經服務器，直接打開Matters文章的鏈接，調取作者與內容數據。

Matters設想中的分布式客戶端架構。綠色部分是分布式的核心功能，黃色部分是中心化的附加功能。客客戶端通過IPFS與以太坊實現核心功能，而搜索、推薦等本質上中心化的功能則作為附屬，依舊由Matters服務器提供。GraphQL負責整合遠程與本地模式，讓應用在能夠在連接服務器與斷開服務器之間切換。

不過，這裡的構想僅僅是大致脈絡，產品邏輯也還在探討之中。一個能夠支持版權的分布式網絡是一種嶄新的交互形態，技術與設計層面都有許多未知需要摸索。我們希望與用戶一起來定義這種全新的交互，為中文網絡世界提供更可靠的傳播工具和更合理的游戲規則。

盡管分布式網絡有潛力帶來一個更加穩定、開放與公平的賽博空間，對於能夠選擇中心化服務的單個用戶，分布式應用並不一定帶來體驗的提升，這是分布式應用項目的難題。但在特定的應用場景中，分布式網絡是不可替代的工具，正如跨境轉賬之於比特幣、文件共享之於BitTorrent、物聯網之於無線網狀網絡。

Matters設想的內容與作者的分布式網絡，甚至在全球互聯網割裂為國家局域網時，仍能正常運作；但在網絡信息相對自由的今天，我們的產品不僅要解決技術問題，更要有新穎的商業模式和多樣的應用場景，才能與傳統互聯網產品競爭。

這些問題需要更大範圍的論證與不同領域的思路，問題的答案也該由社區共同決定。所以，Matters的產品與工程團隊會在開發之余，以這樣日志的方式向大家同步最新想法，希望以此激起討論和暢想，更希望獲得社區中各路高手的協助。既關乎技術路線，也關乎產品形態。

在你的想像中，這樣一個分布式網絡需要什麼樣的工具，又有什麼樣合適的應用場景？

前言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权力分布在每个参与者手中。人们以为每个参与者都有了自己的声音，言论自由迎来了新的时代。激进者如约翰·巴洛，甚至撰写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宣告这场社会实验已拉开了大幕。

然而互联网诞生近30年后，我们看到了封锁、审查、隐私泄露、舆论控制，看到了资本支撑的网络效应和市场垄断，也看到了商业广告维持的信息经济。随着互联网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真实世界的权力反过来也渗入了互联网。

理想中的新一代互联网，服务器不再至关重要，无法控制信息的传递。用户与用户直接相连，数据的存储与计算都掌握在用户手中。用户得以保护自身隐私，第三者无法监听或屏蔽用户之间的交互。

比特币等电子货币暴涨后，区块链这一分布式技术也变得家喻户晓。电子货币的泡沫也推动了其他分布式技术，让互联网最初的理想再次成为可能。

这个庞大的拼图，碎片众多，本文选取其中一些已经实现的项目有进行讨论。没有人知道这个拼图会如何实现，不过这个拼图的样貌，终将取决于我们自己。

敲响的警钟

2018年3月，Facebook公司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面临巨额罚款。公司市值蒸发600亿美元，多名高层出售股票，不少人呼吁卸载Facebook。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因为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利用脸书数据操控舆论，协助特朗普当选总统。

剑桥分析所做的，是将用户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精准广告投放三者结合了起来。首先，一个小程序邀请Facebook用户进行心理学测试，请求授权读取个人信息。小程序同时记录了用户好友们的信息，并借助关系网络延伸，最终通过27万名参与者搜集到了超过5千万用户数据。

剑桥分析根据这些用户的性格分类建立模型，并根据模型将广告投放给目标用户。预先制作好的网页广告引导了用户对现实的认知，进而影响他们的选举偏好。

因为剑桥分析事件，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参与美国听证会，接受国会提问与质疑。图片来源Anderew Harnik。

媒体巨头操控政治生活的案例并不鲜见。十九世纪末，西联公司曾通过电报网络协助美国第十九届总统当选。2014年也有研究发现，Google对搜索结果的排序可以影响20%的中间选民，足以左右大选结果。

但是，控制信息的平台结合大数据的分析能力，第一次让舆论控制变得如此容易。据英国Channel 4电视台报道，仅剑桥分析及其母公司SCL Group一家，就曾参与过捷克、乌克兰、巴西、肯尼亚、印度等国超过200次的竞选。其他具有社会资源的团体和个人，如今也可像剑桥分析一样，建立强大的宣传机器，影响人们的想法。

这远不是警钟第一次敲响。不管是剑桥分析事件，2011年埃及政府切断互联网事件，屡禁不止的金融信息盗窃，还是俄国、中国、伊朗、土耳其等政府对民众进行的信息控制，究其原因，都在于现有网络依赖一个或多个中心服务器。第三方可通过域名污染、DDoS（拒绝服务攻击）等方式阻断用户与服务器的链接，服务器也可对信息进行控制、筛选甚至跟踪。

插画：十方，https://www.douban.com/people/a33862560/

龙与屠龙者

互联网并非一直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发源于万维网（World Wide Web），由蒂姆·伯纳斯-李（Timothy Berners-Lee）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时设计，最早用于科学家之间传输数据，第一台服务器于1991年上线。

万维网使用Http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进行数据传输。这项协议预设了服务器与客户端的分离：服务器负责准备数据（例如网页），客户端浏览器负责接收和处理数据（例如渲染网页代码）。

这样的分离在早期不是问题。早期参与者都有资深的技术背景，足以建立个人服务器，加入分布式内容网络，形成了互联网早期独特而繁荣的亚文化。这种繁荣使得互联网扩散进入大众的生活，同时运营网站与服务器成为少数公司的职能，数据与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聚合了起来。

不同结构的网络形态，从左到右为中心化、去中心化与分布式。目前Facebook、Google、微信、淘宝等平台提供的服务都是中心化的，平台作为中心节点，连接用户。而分布式网络规避了中心化，这样的优势在于，即便任何节点出现问题，剩下的节点也可以绕开该节点重新组建，网络畅通无阻。图片引自Paul Baran (1964)。

这种权力的聚合在互联网早期曾被人们预料到，也曾被互联网的先行者们极力抵制。但在2000年之后，Amazon、Google、Oracle及阿里巴巴等公司云服务兴起，权力的集中与聚合开始加速。

内容的发布方式也是如此。网站从个人网站转型为社交平台，网站内容从个人创作转型为用户生成，网页也从个人发布的静态网页演变为社群共享的动态网页。web1.0时代向web2.0时代迈进，似乎人人都拥有了更大的发声权力，成为一座座信息的灯塔。

但实际上，筛选和审查内容的权力集中于平台，具备价值的社交数据和内容也并不属于用户。用户习惯于内容的免费获取，互联网经济依赖着广告费与广告点击。当用户数据成为商业价值的核心，博取眼球成为平台赖以生存的能力，内容市场便开始劣币驱逐良币。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初衷严重悖离，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于2016年领导MIT去中心化信息工作组（Decentralized Information Group），协助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举办了第一届去中心化网络峰会，第二届也将于今年7月在旧金山召开。这只是诸多重塑互联网的努力之一，意在塑造一个更好的web3.0，将信息控制的权力交还给每位网民。

近几年来，web3.0发展的最大机遇无疑是区块链技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以太坊项目（Ethereum），它的终极目标是成为新一代互联网基石——“世界计算机”（其JavaScript与python的库直接命名为web3.js与web3.py，足见它重塑互联网的野心）。

通过智能合约，区块链使得整个网络不需要相互信任，就能够达成并记录共识。一方面它提供了去中心化的电子货币，使得价值的传递不再依靠点击量与广告商。更重要的是，这为整个网络提供了可靠的分布式逻辑处理，让完全分布式的应用（Dapp, distributed application）成为可能。

但是，逻辑处理仅仅是网络应用需要的诸多资源之一。况且，由于需要达成大范围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在设计上就需要牺牲处理能力来换取可靠性。分布式应用仍然需要许多其他的分布式技术作为基础设施。

拿以太坊项目为例，实现“世界计算机”取决于区块链以外的两个子项目：一是用于分布式存储的Swarm，二是用于点对点即时通信的Whisper。但Swarm尚不稳定、开发滞后，Whisper更是尚在萌芽中。

所幸，分布式系统既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互联网自由主义者们不曾停止探索的疆域。众多想法跟随区块链一起受到关注，不断复兴、演变，成为现实中的技术。这些技术所推动的研究与应用，将会从其他角度重塑互联网。

互联网的本质，也正在于人与人之间信息的自由交换。也许重塑互联网的第一步，便是实现这种数据存储与传递的新方式——分布式储存。

分布式存储的复兴

分布式互联网所需的储存技术，实际上与P2P（点对点）文件传输系统相同。无论是被称作“暗网”的Freenet、I2P和ZeroNet，还是用于文件下载的BitTorrent、ed2k（电驴）、kad网络和快播，都是通过用户间的直接数据交换来传递，极少依赖服务器。P2P网络曾在2009年占到互联网流量的43%-70%，抵达巅峰。然而近十年，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和版权意识的提高，这一比例不断走低。

(matters目前不支持gif，动图可移步http://perspiceremagazine.org/images/next-open-internet/6.gif) 大部份P2P系统采用DHT数据结构，让节点不依赖中心服务器就能找寻其他节点。当一个节点试图寻找一份文件时，会向临近的节点广播文件指纹（hash），请求协助和找寻更多节点。找到拥有文件的节点后，两个节点可以建立连接、开始下载。图片来源：http://www.bittorrent.com/

通过分布式哈希表（DHT，distributed hash table）技术，分布式系统里的任何节点仅需知道少数邻近节点的地址，就可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搜索其他相应节点，最终获取相关信息。这样的网络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任何节点出问题都无法影响整体网络运作，同时再多节点加入也不会影响网络的传输及寻址效率。

基于过往的一场又一场网络实验，许多项目将最优秀的想法整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分布式算法与协议组成的生态系统，Sia、Storj、Maidsafe、IPFS和Dat Protocol都是其中的例子。

IPFS

2017年5月，由于维基百科拒绝删除词条中关于土耳其政府与叙利亚圣战主义者的段落，导致土耳其政府下令封锁维基百科。土耳其民众将土耳其语维基百科储存在了分布式网络之中，得以绕开封锁。

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决定针对独立举行全民公投，西班牙政府封锁了所有加泰罗尼亚域名的网站，阻止公投进行。但加泰罗尼亚政府与民众将投票网站建立在了分布式网络之中，最后仍有超过40%的公民成功参与了投票。

这两次反封锁行动采用的都是IPF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9m，星际文件系统）网络。这个漫画般的名字一方面是对计算机科学家Joseph Licklider的致敬：Joseph Licklider在Licklider担任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时，曾提出“星系间计算网络”（InterGalactic Computer Network），最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运营的封包交换网络，全球互联网始祖ARPANET（由美国国防部开发，1969年11年正式投入运行）。另一方面，这个名称也昭示了IPFS的野心：为人们提供可靠且高效的数据传输方式，即便人类移民火星，仍能在星际间传输数据。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技术高手们汇聚巴塞罗那，通过IPFS寻找绕开封锁的办法。图片引自 https://github.com/ipfs/community/issues/270

IPFS的野心远不止于突破封锁，它的最终理想是将分布式存储变为计算机文件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想要解决的是目前互联网数据传输的根本问题：数据过分依赖单一节点，传输效率低下；数据未能有效加密，用户隐私无法得到保障；网页与链接常常在数天后失效，内容再也无法提取，人类历史也随之消亡。

除了通过DHT等算法寻找节点外，分布式储存的另一关键技术是内容寻址。在目前HTTP/HTTPS组成的网络中，用户输入的域名（例如https://www.google.com或https://www.baidu.com）被层层解析、对应到服务器地址后，用户再与服务器建立连接。而IPFS采用的内容寻址模式，用户只要直接输入所需文件（比如网站主页html文件）的指纹，程序即可在网络中找寻到拥有该数据的节点建立链接，传输数据。

这种文件指纹又被称为hash，是哈希函数的计算结果。哈希函数的作用类似于数字摘要，将任意长度的数据转换为固定长度的字符串。同时，只要原数据发生任何改变，计算出的hash都会不同。以hash作为网址意味着，同样的网址一定会得到同一个文件，网页链接永远可靠，所以IPFS也被称作“永久网络”（Permanent Web）。

一个文件的hash可以和另一个文件加和之后，进行哈希函数计算，形成第二个hash。如此一来，不同的文件可以通过hash相互连接成文件树，大文件也可以分块后再串在一起。这种结构被称作哈希树（或者默克尔树，Merkle Tree），这是一种在分布式系统中逐渐开始流行的数据结构。不管是常用的代码管理工具git，遍布世界的Bittorent，还是各色各样的区块链，都是某种形式的哈希树，能够直接储存于IPFS网络中，高效地识别和调用。

IPFS（左上）、Bittorrent（中上）、git（右上）、比特币（左下）、以太坊（右下）都是某种形式的哈希树，天然适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存储和传输。图片来源：IPFS主创Juan Benet演讲PPT。

既然是分布式储存，数据就也需要一定的“冗余度”，保证网络中有多个拷贝。同时，需要有一些节点长期在线，保持数据可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IPFS创造了电子货币Filecoin，让用户可以通过Filecoin来交易各自的存储空间，提供缓存节点。这同时创造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云存储市场，有望和亚马逊、Google及阿里巴巴等云服务商竞争。

Dat Protocal

IPFS团队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从Y Combinator新闻、硅谷的Tedx到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研讨会，通过Filecoin进行ICO，又从Union Square Ventures等风投公司获得了近亿元的投资，成立公司ProtoLab。相比IPFS项目的来势凶猛，另一个项目Dat Protocal，则显得低调而神秘，但却另辟蹊径建立起了高质量的生态系统。

Dat Protocal团队的发展哲学与IPFS大相径庭，核心项目贡献者不过三四人，生态系统中其他项目也不过一两名开发者。互联网历史上有过太多昙花一现的分布式项目，Dat Protocal团队认为它们失败的原因，是项目在足够强大之前吸引了太多的用户和关注，超出了当下的技术和团队的处理能力。

Dat Protocal的贡献者和用户大都是科研工作者，致力于科研数据和文献的自由传播。Dat Project建立的机构Cod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CSS），致力于通过软件促进科研与社会公益。CSS只接受如Knight Foundation和Alfred Sloan Foundation这些公益基金的捐赠，核心成员通过自己其他的全职工作支持项目开发。就连推崇的前端框架，也避开了React、Angular和Vue这些有大公司背景的项目，而选择了Choo.js这样一个小众但是轻量、高效的框架。

IPFS采用内容寻址的麻烦之处在于，更新内容也需要更新hash，动态网页需要额外的指针来跟踪不断变化的地址。Dat Protocal的寻址方式则把重心放在发布者上：文件的地址本身是发布者的公钥，而文件内容由发布者的私钥加密与签署，拥有地址的用户可以解密并验证文件来源。

通过非对称加密，用户可以生成一对字符串：私钥和公钥。私钥和公钥的特性在于：私钥可以用来加密一段数据，而公钥则可以解密这段数据。例如上图中，Alice有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私钥，和一段她的联系人都知道的公钥。当Alice想要向Bob发送一段重要信息时，她可以把这段信息加密后传给Bob，Bob收到后可以用公钥解密。这样，既避免了信息被拦截和阅读，也验证了发送者的身份。

尽管只投入了很少的精力与人力，Dat Protocal生态系统依然贡献了许多高质量的组件，如分布式网盘Hyperdrive，同时Dat网络之中也有了一些高质量的应用，例如Sciencefair（一个使得科研工作者能够绕开版权限制，直接点对点共享文献的桌面应用）。相比IPFS，Dat Project的这种构架更适合实时交互和流媒体传播。比如，通过Dat Project实现的Hyebercast项目，足以让用户之间不依赖服务器即可直接进行视频通话。

相较普通用户而言，分布式网络的最大门槛在于接入。就像2000年左右互联网第一次兴起时，人们需要学习如何购买互联网运营商的服务、选择浏览器及注册邮箱等。降低这个门槛将会是决定分布式网络存活的关键。值得庆贺的是，现在Dat项目已经有了相当好的浏览器支持：Beaker桌面浏览器可直接支持Dat协议，移动端浏览器Bunsen也正处于开发之中，而发展迅速的Brave浏览器将计划在今年支持Dat协议。

域名与身份

在目前的互联网上，与存储同样中心化的是域名的解析。当我们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个网址时，浏览器需要先通过层层域名服务器获取目标网站服务器的IP地址，才能建立连接和传输数据。层层服务器被作为中心节点来联通整个互联网，导致了整个互联网都处于脆弱的境地。

位于美国加州的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目前掌管了最高层级的域名与IP地址分配。ICANN近年来开始独立于美国政府、逐渐进入类似于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模式，但是仍然是一个容易攻击和屏蔽的核心节点。同时，各个地区也可以绕开和屏蔽ICANN域名系统，建立自己的域名管理服务器，把全球割裂成许多局域网，例如朝鲜的“光明网”。

建立一个真正的分布式网络需要一个同样分布式的域名系统（DNS）。即便通过内容寻址，网址可直接对应上用户想找的内容，但不便记忆的哈希值或公钥却增加了使用的难度。所以需要一份记录，把用户能够直接记住的域名（例如baidu.com或者google.com）对应到哈希值和域名的所有者。

这种分布式域名正是一个分布式账本，是区块链的直接应用。2011年，比特币的第一个分支Namecoin项目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想法，使得顶级域名“.bit”不再需要ICANN管辖，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注册。随后，这个想法也在不同的项目里得到了实现，例如以太坊项目的域名系统ENS，或者IPFS的域名系统IPNS（InterPlanetary Name System）。

分布式域名这枚硬币的反面，是分布式用户身份，同样是种特殊类型的账本。在传统的网站平台上，用户通常会将自身ID、头像、年龄、地址及购买记录等个人信息存储于平台数据库中。其他服务商可向平台获取用户授权、甚至直接购买用户信息，并记录在自己的数据库里。这正是Facebook剑桥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平台也可利用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精确广告投放，获取广告盈利。而这正是Facebook、Google、百度等网络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分布式用户身份的构想中，用户身份对应的只是区块链中一个智能合约地址，个人的所有重要信息可加密储存于分布式网络中。这个智能合约需要包含许多功能，例如便于记忆的名号、恢复密码的逻辑（例如好友验证）、加密/解密个人信息等。更重要的是，它可在不透露用户信息的情况下验证用户的身份：例如，一个服务需要验证用户年龄是否超过18岁，而作为身份管理的智能合约，需能回答用户是否已满十八岁、由什么官方机构证明，而无需透露实际出生日期。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分布式身份之一是uPort，它的智能合约基于以太坊，信息存储基于IPFS。在早已接受电子货币等新技术的瑞士城市楚格，uPort与当地科技公司及政府合作，对市民开放了uPort身份注册：一旦政府确认了市民提交的身份，当地市民即可通过自身身份登入市政府公共信息系统，智能完成税收等诸多业务。这一合作，为政府执政的进一步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发展迅速的类似项目是Blockstack，同时向网站和用户提供分布式域名系统。通过兼容和整合不同的储存系统和区块链系统，Blockstack一方面简化了用户注册流程，另一方面降低了开发者进入分布式应用开发的门槛。最近，Blockstack上线了网站 https://app.co/，整合挑选了诸多Dapp（分布式应用），成立了第一个在线Dapp商店。

由于用户身份问题需要基建和规模效应，微软、IBM、uPort、Blockstack等公司联合起来成立了分布式身份基金会（Decentralized Identity Foundation），组建未来的分布式身份生态系统。这个领域将会是之后巨头相争的商业价值核心。

循环的终结？

信息与传媒技术往往会经历从开源共存到垄断单一的循环。

十九世纪初电报刚发明时，任何人都可以铺设电缆。直到1851年西联公司（West Union）成立，投资建立了最大的电缆网络，将小玩家们迅速挤出市场。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电报网络的基础设施结合音频技术，使得电话网络成为可能，不同参与者开始优化与发明电话网络相关的技术。随后，摩根大通银行注资的AT&T公司完成了对市场的垄断。

电影技术最开始时，同样是独立制片厂林立，而后渐渐变为几大制片厂瓜分市场。早期无线电爱好者团体也相当活跃，独立电台随处可见，并形成了繁荣的亚文化生态圈，然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却说服美国联邦政府将无线电频段定为国家所有，迅速完成垄断。而电视技术，甚至未经爱好者阶段，发明初期便被全国广播公司接手垄断。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在《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梳理了传媒技术数次从开源到垄断的循环。

互联网发展更是这种循环的典型：我们在二十世纪末见证了网络文化的繁荣，又在二十一世纪初被涌现的巨头垄断了内容与个人信息。现在，我们又重新站在了新技术涌现的交叉路口上，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似乎允诺了一种全新的平等未来。基于这些技术和理念，Mastodon、Blockpress、Akasha等去中心化社交网络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了传统社交网络之外的选择。

这种权力的去中心化，也许是整个共享经济大潮与生产关系扁平化的一部分，以期计算资源本身能够被多方共享。正如Uber、Lyft或滴滴打车平台利用闲置私家车取代出租车公司一样，这些分布式技术也能够通过闲置计算资源取代Uber等公司，将交易还原成为协议，实现“代码即律法（Code is Law）”。当然，这种新兴经济会面临许多新兴挑战，例如当乘客出现安全问题时，将不再有一个核心节点会为事故负责，而杜绝像儿童色情等突破共识道德的内容，将比过去更加困难。（推荐阅读视角的另一篇文章 新的战场：监视与隐私的加密战争）

更大的挑战是，也许广大的用户并不关心自己的隐私与安全。百度CEO李彦宏说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实则道出了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现实：大部分用户只关心眼前体验的流畅，并不在意之后的连锁影响。愿意牺牲便利换回安全和隐私的，向来只是少部分人。

不过，一小部分希望在天空翱翔的人们，带来了飞机；一小部分希望自由交换信息的人们，带来了互联网；另一小部分希望进行自由交易的人们，带来了比特币浪潮。也许在警钟无数次敲响后，我们会在某天看到一个真正分布式的互联网。

原载于视角杂志，

• 作者：刘果
• 编辑：沈浪，子川
• 校对：小典
• 排版：齐慧
• 图片设计：童画

## 循环的终结？ 信息与传媒技术往往会经历从开源共存到垄断单一的循环。

十九世纪初电报刚发明时，任何人都可以铺设电缆。直到1851年西联公司（West Union）成立，投资建立了最大的电缆网络，将小玩家们迅速挤出市场。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电报网络的基础设施结合音频技术，使得电话网络成为可能，不同参与者开始优化与发明电话网络相关的技术。随后，摩根大通银行注资的AT&T公司完成了对市场的垄断。

电影技术最开始时，同样是独立制片厂林立，而后渐渐变为几大制片厂瓜分市场。早期无线电爱好者团体也相当活跃，独立电台随处可见，并形成了繁荣的亚文化生态圈，然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却说服美国联邦政府将无线电频段定为国家所有，迅速完成垄断。而电视技术，甚至未经爱好者阶段，发明初期便被全国广播公司接手垄断。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在《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梳理了传媒技术数次从开源到垄断的循环。

互联网发展更是这种循环的典型：我们在二十世纪末见证了网络文化的繁荣，又在二十一世纪初被涌现的巨头垄断了内容与个人信息。现在，我们又重新站在了新技术涌现的交叉路口上，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似乎允诺了一种全新的平等未来。基于这些技术和理念，Mastodon、Blockpress、Akasha等去中心化社交网络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了传统社交网络之外的选择。

这种权力的去中心化，也许是整个共享经济大潮与生产关系扁平化的一部分，以期计算资源本身能够被多方共享。正如Uber、Lyft或滴滴打车平台利用闲置私家车取代出租车公司一样，这些分布式技术也能够通过闲置计算资源取代Uber等公司，将交易还原成为协议，实现“代码即律法（Code is Law）”。当然，这种新兴经济会面临许多新兴挑战，例如当乘客出现安全问题时，将不再有一个核心节点会为事故负责，而杜绝像儿童色情等突破共识道德的内容，将比过去更加困难。（推荐阅读视角的另一篇文章 新的战场：监视与隐私的加密战争）

更大的挑战是，也许广大的用户并不关心自己的隐私与安全。百度CEO李彦宏说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实则道出了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现实：大部分用户只关心眼前体验的流畅，并不在意之后的连锁影响。愿意牺牲便利换回安全和隐私的，向来只是少部分人。

不过，一小部分希望在天空翱翔的人们，带来了飞机；一小部分希望自由交换信息的人们，带来了互联网；另一小部分希望进行自由交易的人们，带来了比特币浪潮。也许在警钟无数次敲响后，我们会在某天看到一个真正分布式的互联网。 插画：十方，https://www.douban.com/people/a3386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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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工智能专家 Jürgen Schmidhuber 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不该把自己和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看做“我们”和“他们”，而应当把自己和人性当做宇宙通往更高复杂度路上的垫脚石。

在这充满超人哲学意味的言论背后，Schmidhuber 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类向来为自身独一无二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而自豪。Schmidhuber 则认为，“理解”和“创造”实质上是压缩信息的过程，而美感和幽默都是不同的信息压缩方式，机器同样能够掌握。不仅如此，算法还可以自我进化，不断依据外界信息优化自己的代码，逐渐超越人类。

这种不断迭代、进化自我的算法属于一类被称作“种子 AI”（Seed AI）的构架，它的实现意味着强人工智能的诞生。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对于强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出现有所争议，但是都认为它标志着机器在智能上全面超过人类。

Schmidhuber 是个坚定的奇点论者，相信技术的指数增长会让人类社会在短期内发生生产方式的巨变。这些想法也并非他独有，不少奇点论者同样认为，人类只是智能进化中的一步。人们历来热衷于探索世界，而人工智能也只是这种无止尽探索的自然延展。

这种无止尽的探索，也在艺术创作中催生了日新月异的表达方式。人性与机械性交汇的典型，也许正是融入了技术的艺术创作。

例如艺术家 Anna Ridler，期望将视觉与听觉的表达相互关联，扩展人表达的能力。于是她用自己多年的绘画作品训练了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让它能够分析和归类自己的一笔一式。然后与作曲家合作，为各种绘画方式编配不同女高音声音样本。最后，Ridler 利用眼镜上的摄像头获取笔式信息，让笔触藉由人工智能同时生成绘画与音乐。

Mario Klingemann 则尝试让机器学习模型自己进行“表达”，生成“艺术品”。Klingemann 将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s）应用到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到 21 世纪的自拍照片等各种图像，学习画作与照片中的构图、颜色、形态与审美，并自己生成新的创作。

Mario Klingemann，AI生成肖像，2017。图片来源：Wired

因为由算法产生，观众可以挑战 Klingemann 的图画是否算是真的作品。而他的朋友 Albert Barqué-Duran 则基于 Klingemann 生成的图像重新创作绘画，避免了这个问题，顺便玩笑似地挑战了艺术品中艺术性的定义。

Albert Barqué-Duran 躺在自己的画作面前。 图片来源：Albert Barqué-Duran 推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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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者手中，人工智能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参与创造过程的智能，成为创作者智能的延展。在未来，人工智能将渗入生活的各个环节，我们需要学会与这种智能共存。但是这种智能，和我们自己的非常不同，并且让人难以理解。

回溯到八十年代，人工智能领域流行的是一种称为“专家系统”的构架，依赖于逻辑推理与数据化的知识库。这种系统是对人类已有知识和思维模式的模仿，符合对“智能”的直观认识，却在简单的认知任务面前一筹莫展。

真正让人工智能在应用上突飞猛进的，是与人类思维方式关系不大的机器学习模型。这些模型是一个个充满旋钮的黑箱，每个旋钮将接收信号转换成输出信号。优化不断地调整这些旋钮，直到整个黑箱能够将收到的信息转换为正确的输出信息。

但是，使用者无法知晓每一个旋钮旋转的原因，也无法理解黑箱如何做出决定。

Schmidhuber 等人设计的 LSTM（Long-Short Term Memory）模型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被广泛用于自然语言识别，同样是一个充满旋钮的黑箱。区别于传统的神经网络，LSTM 可以根据输入形成“记忆”，输出收到输入的次序影响。这使得LSTM得以将输入的序列转换为输出序列，适合处理语言、音乐或其他序列数据。

许多人会觉得，以这种方式运作的机器学习模型还算不上智能。但是， 鸟类虽不同于飞机，却同样具有飞行的能力。人们曾从鸟类得来飞行的灵感，试图制造扇翅飞行的机械鸟，却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只有放弃了对鸟类的模仿之后，才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飞机。

在莱特兄弟发明现代意义上的飞机以前，许多人曾试图模仿鸟类来制造飞行器。上图是达芬奇 15 世纪时对鸟类飞行的研究和对飞行器的设计，下图是 1884 年德国航空先驱奥托·李林塔尔制作的飞行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人工智能的研究也正是放弃了对人类意识的模仿，才产生出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机器学习模型。这种“智能”即使不同于我们，却同样能够解决问题、进行创造，成为与我们类似而不同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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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似与不同，在 Nao Tokui 的一个 DJ 表演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表演中，学习了无数音乐样本的人工智能担任 DJ，与 Tokui 合作一起打碟，人工智能会根据上一首曲子的风格选择下一首音乐，并调整碟机转动速度来匹配之前的音调音高。人工智能的选择有时候让 Tokui 感觉惊喜，如同 Klingemann 痴迷于 AI 在几千张生成图片中有时会绘制出来独特的效果一样，这种不可预期不可控的部分产生了新的灵感与创造力。

创造的能力无疑是通向更高“智能”的一步。物理学家费曼曾说，“我不能创造的，便不能理解”。学会了创造的人工智能，是否也拥有了某种形式的理解呢？

Klingemann 用于生成图像的 GANs 模型，正是利用“创造”来教会模型“理解”。GANs 由两个神经网络组成，一个神经网络负责生成以假乱真的图片，另一个神经网络则负责判别图片的真假。两个网络在相互对抗中进行训练，最终使整个模型同时获得了生成逼真图片和判别图片真假的能力。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GANs 模型生成以假乱真图像的能力突飞猛进。图片来源：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casting,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2018

技术是双刃剑，能力强大如此的人工智能，必定两边都是利刃。

比如，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制造的发展，实现了自动化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取代大量岗位。乐观的展望中，更高的生产力使得社会朝高福利方向转型，甚至进入某种社会主义社会。普通人得以从重复劳作中解放，得以从事创造性活动。

然而更可能的是，财富的积累快过财富的分配，技能的更新快过教育的改良。社会与政府转型的速度跟不上技术的进步，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动荡。

同时，人工智能也会直接带来对人类的威胁。在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和霍金等人签署公开信督促人们关心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之后，许多人工智能从业者则一同起草了报告，论述人工智能潜在的威胁。

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化并优化信息攻击，扩大攻击规模。手机、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等联网机器普及之后，信息攻击则可以超出电子和经济系统，造成物理世界的直接伤害。

而人工智能与社交网络的结合，则已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舆论与政治。在社交网络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接受并传播着信息。人工智能可以分析网络传播结构，确认影响舆论的重要节点，控制者得以进而引导舆论。

同时，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生成虚拟水军，直接改变舆论演变方向。这些技巧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不管是公司用于营销，还是政府对内和对外进行舆论导向。

不光可以伪造用户，人工智能还可以伪造证据。借助 GANs、LSTM 等模型生成的声音、图像和视频已经能够以假乱真，产生难以辨别的假新闻。然而，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人工智能伪造视频的能力，既可以用来给成人录像安上女明星的脸（上图），也可以用来给政治人物安上希特勒的胡子（下图），而人眼完全无法分辨真假。图片来源：Moth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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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逐步理解我们的言论、行为和想法，我们也可以同样去理解人工智能。但是，理解一门复杂的技术，则需要许多背景知识，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样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的领域。

将技术的权力交还给普通人，意味着降低技术的门槛。但是，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下，积累这些背景知识需要完成从小学到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在技术的不断发展面前，传统教育方式即使能够即时更新知识，也仅能保证学生记住枯燥的知识点，无法让学生反思和探索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无法为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做出准备。

而新媒体艺术正好能提供了探索式学习技术的机会。例如，许多国家的不同团体，逐渐开始将数字艺术创作常用的 Processing 和 p5.js 等工具融入中小学生的计算机教育中，让编程不仅仅是枯燥的逻辑推演，也让孩子们保留了自然的创造力。同时。信息收集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加强，弥补了技术培训中缺失的反思与探索，也使更多人可以参与对技术的讨论和使用。

对于观者而言，这些新兴的艺术形式，不仅能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认知和审视艺术，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和自身所处的这个处处联通的世界。这种联通的网络让我们的行为相互影响，但是在个体层面，却很难理解这种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不管是一个话题在社交网络中的扩散，还是一个小商品遍布各地的原料和销售网络。

Jer Thorp 等人通过可视化推特（Twitter）的数据，展示了一个话题在社交网络中如何出现、扩散、放大，以及这些网络中不同角色的用户如何影响话题的生长于演变。图片来源：New York Times Lab, Cascade项目

Owen Cornec等人通过可视化国家之间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展示了不同的国家如何相互交互和依存，形成全球货物流通的网络。图片来源：Harvard CID

算法与美感的结合，也许能够触发新的审美，从另一种方式理解机械，也让我们更习惯逐渐机械化的世界。冷冰冰的算法看上去与充满情绪的艺术品相去甚远，然而从 17 世纪的巴赫到 20 世纪的约翰·凯奇都利用算法与规则来创作动人心弦的作品。Memo Akten 的作品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则将两者的冲突与融合展露无遗，模拟的摆锤以规律的方式运动，通过简单的规则组合出古典音乐般的丰厚与动人。

https://vimeo.com/80491762?fl=pl&fe=sh

尽管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也会一步步展开，但这些把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努力可能是希望之一。不管未来如何不确定，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流通至少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机会与选择更加平等。而艺术化的技术会唤起更多人对技术的关注和思考，并且将技术教育带到不同的领域。这也许是机械化未来诸多挑战中的一丝光亮。

原載於視角雜誌

在夜郎谷时，有幸录到嗨哥、杨胜文、叠贵、小杨等人的排练，深受震撼。

夜晚的树林与星空，繁复而简洁。如同自然界的许多形状，从简单出发，不断反复、交织、生长，很像递归。

如何用递归画出星空下的树，树梢间的星？指尖生风，吹过树梢。

译自 Galway Kinnell 1980年诗集 Mortal Acts, Mortal Words。这首诗写给一位因失恋而考虑自杀的朋友。自杀也许是永恒的哲学命题，而诗歌也许是它永恒的答案。

等等，就这一刻。
怀疑一切吧，如果你必须这样。
但是相信时辰，
把你一路带来的时辰。
琐事会变得有意思。
头发会变得有意思。
痛苦会变得有意思。
季后的花骨朵，
二手的手套，
也会再次变得动人。
回忆让它们，
需要一双手。爱人的孤寂
也一样：那巨大的空虚
生于我们这渺小的身躯，
要求我们填满。
对新欢的渴望，
是对旧爱的诚实。

等等。
别离去得太早。
你累了。所有人都一样。
但没有人精疲力竭。
只要停下来，听。
头发的音乐，
痛苦的音乐，
织布机的音乐，将我们的爱再次编织在一起。
留在这听吧，只有这一次。
去听那笛声，你一切的所在，
排练过悲伤，演奏到力竭。

Wait

Galway Kinnell

Wait, for now.
Distrust everything, if you have to.
But trust the hours. Haven't they
carried you everywhere, up to now?
Personal events will become interesting again.
Hair will become interesting.
Pain will become interesting.
Buds that open out of season will become lovely again.
Second-hand gloves will become lovely again,
their memories are what give them
the need for other hands. And the desolation
of lovers is the same: that enormous emptiness
carved out of such tiny beings as we are
asks to be filled; the need
for the new love is faithfulness to the old.

Wait.
Don't go too early.
You're tired. But everyone's tired.
But no one is tired enough.
Only wait a while and listen.
Music of hair,
Music of pain,
music of looms weaving all our loves again.
Be there to hear it, it will be the only time,
most of all to hear,
the flute of your whole existence,
rehearsed by the sorrows, play itself into total exhaustion.

罗马广场，我们俩在一堆宏伟的废墟之间讨论应该用何种方式旅行，是去了解每件物什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还是尽力放空感知当下。当然，我们的结论最后出现在半小时之外的图拉真广场，表示旅行应当在知识性的获得和感悟性的获得两点之间寻找平衡，毕竟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不过意义重大的不是这个结论，而是讨论过程中种种细节所表述的平衡方式。只是在结论出现之后，重大意义无法被表述，只剩结论一句空话。思维可以有产物，但本身不可被记录。即使是在对话中。

和我自己思考时一样。

昨天晚上，我们试图和一个价值观异于我们的人交流，试图去了解另一种自认合理的价值体系，另一种我们可鄙的优越感的来源。我们竭力压制自己的攻击性，尽量去理解和认同，或者至少使用真诚甚至愚蠢的心态。在不小心刺激到对方时，我们适时地自嘲与道歉，并且有技巧性的判断对方的话中哪些是真实所想，哪些是对话里的应激反应。

和我自己试图理解别人时一样。

然后我们彼此开始谈话，试图厘清另一种价值观对我们的冲击，试图以对方为镜子观察自己的社交形象。或者用更极端的说法，试图给自己价值观的合理性寻找理由。当不涉及其他具有竞争力的同性时，我们对彼此的语言完全不设防，不会启用心理上的防御机制，不会为展现自己的知识而接话，不会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反驳。信息在我们之间迅速传递。我们不是在自我表达，而是在共同描述；语言是我们之间的沙盘，我们共同用它来塑造我们的内心形象。于是灵感在我们之间来回跳跃，并在每一次碰撞时升级，最终变得炙热而金光闪闪。我们思路开阔时变得激动，矛盾时短暂沉默，像是一个正在构想宏伟计划的人，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手指时不时地停在半空中。

和我自己晚上一个人时一样。

但是对社交记忆和记忆中自己的社交形象（更恐怖的是，对自身动机的剖析）的过分在意，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和社交方式会向内坍缩崩塌，收缩成一个皱巴巴的象征空间，抑郁的核桃壳。而我们和他人交往的能力也会逐渐退化。

和一个人变得内闭时一样。

我说，"这很像（'黑镜子'的第二季）"

"对"，她说。

和自言自语一样。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用理性考量过自己的价值观，用动机去分析过自己的行为，因为和大部分人的聊天很难深入到这个层面。也许在其他人的价值观里价值观或世界观在理性上合理的概念或意义本不存在或者不重要。我们俩无法通过对方知道其他价值观的结构，因为我们无论在多深的层次上均是一致的。

就像我从自己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和它里面的人类。

我说，"所以我们有时假设别人的价值观未经思索是愚蠢的。那幅"

"地铁（里站了一堆人每个人都在想'看看周围这些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日复一日地循环，只有我还具有思维'）的漫画画得很好"，她说。

每当我们一起想到某件事情一起反应时，我们都会一起怀疑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意志"又究竟是什么。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沉默了，因为说过太多次。

我向别人解释我试图寻找和别人想法不同的原因的动机时，我说，"如果人的性格特征是个n维空间，我总是会试图寻找是否会有一个轴"

"其他维度在上面的投影都是显著的"，她说。语言无法明确表达的信息可以在我们之间传递，虽然别人仍然无法听懂。

也许就像我的左右半脑一样。

所以我有一瞬间开始恍惚，她是真的存在还是仅仅是我的想象。

我开始恍惚，是不是我们俩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看着鸽子，你一言我一语。

是不是我们俩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看着鸽子沉默着，所有对话同时发生于我们心中。

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看着鸽子沉默着，她和所有的对话发生于我心中。

夕阳慢慢变暗。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终于上升了一个层次，内心能够自给自足，摆脱了表达欲、虚荣心及对他人的需要；她不过是我思维中的一部分，是我达到这个层次的途径。我们通过语言来思考；所有的交流都是反思。

我抱着她，开始寻找她真实存在的证据，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了回忆。只可惜个人记忆从不能成为存在的证据，因为它不可展现不可传递；别人无法区分它和虚构，你自己无法区分它和梦境。但是，我们都不进行在社交网络上晒幸福的行为，而极高的契合度又导致我们难以和其他人一同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契合没有见证者。所有一切都像做爱时高潮一样，同步，但是私密。除了向她自己，我无法向任何人求证她的存在。

就像除了我自己无法判断"我"概念的延续性。

但也许她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既然并不能确认。无限高的契合度就是无限逼近于自己，甚至比几个分裂的自我或者两个半脑还要近。

我们明白了所谓"另一半"是什么意思。我抱着她，坐在黑夜里的火车上驶向未知，忽然一起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

1.

碰巧在网上看见一个连接：一个"计算机科学论文自动生成器"。试了一下，符合格式规范，非专业人士应该很难分辨真假。

页面讲了个关于这个生成器的故事，说三个作者（MIT的在读研究生）用生成的假论文去投某会议，结果三篇均被接收。他们打算在网站上筹款去参加会议，用生成的假报告去做演讲，并把全程录下来。当然，结局是会议方没有让他们去；至于会议方是如何知晓的便不得而知了。不过三个学生拿了钱去同一个旅馆自己办了个"分会场"，用来（不成功地）调戏与会者。

他们网站给出了另一个类似的恶作剧的例子：索卡事件。阿伦索卡是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研究量子物理，小有成就。他给一个顶级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杂志《Social Text》投了一篇稿子，标题为"跨越界限：通往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转换阐释学"。彼时《Social Text》不行同行评议，稿件被顺利接收，并被放在重要位置。

文章发表的同一天，索卡在《通用语（Lingua Franca）》杂志发文，表明自己写的那一篇文章虚假愚蠢，违背物理学和数学常识，并且"右翼伪善之言，和着错误的参考，故意讨好的引用和明显的废话……由最愚蠢的数学物理领域的引文构成。"索卡据此说明《Social Text》盲目相信作者的头衔，以物理学向社会学的献媚为荣，而不去考量文章实际内容是否合理。

我注意到了《通用语》，似乎是个很有趣的杂志。与此同时，我开始查索卡其人。索卡和合作者基于索卡事件写了两本书，《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糟蹋》与《恶作剧之外：科学，哲学，与文化》。他们试图表明，"后现代主义学者"（当然主要指社会学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对他们所使用的科学概念及其类比完全不了解并加以误用。这其实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整个"科学战争"的一部分，科学实在论者反驳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试图将构成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原因——科学，进行解构，并使得理性主义以及实在论等其他一系列科学中的基本信条受到怀疑。而索卡等人认为这些甚嚣尘上的对实在论的怀疑实则是对科学的损害。

索卡投到《Social Text》的文章里频繁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场争论中另一边最重要的学者德里达，并故意声称德里达的某些结论与爱因斯坦的一个引力公式相符。德里达生前曾在UCI执教，但是却在去世前和校方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德里达的好友、同时也是UCI的另一位教授和德里达的追随者，被校方调查与女研究生的"不轨行为"。德里达认为校方在调查中有很多不公平的行为，在气愤之中声称撤回之前签署的、同意将自己手稿版权交付UCI的协议，尽管UCI为收集、整理德里达手稿已经做出了大量工作。两年后德里达去世，德里达的遗孀试图将部分手稿版权交付法国的"现代出版档案中心"，于是这个争执便在UCI与德里达遗孀之间展开，甚至一度需要对簿公堂。

2.

德里达的线索暂时搁置，我顺着《通用语》的线索继续查，发现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杂志，关注学术圈的信息，发表智性上有趣的文章，只是它已停刊于2001年金融危机。自发为其建立网上档案馆的是个熟悉的名字：亚伦斯沃茨。彼时斯沃茨19岁。

斯沃茨是电脑天才，14岁时参与构建了RSS1.0规格和webpy.org，后来在W3C工作组参与RDF及XML的定义。他积极参与互联网自由化，阻止SOPA法案等网络限制。在一次访谈中，他描述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改变，如何去中心化，而这又将如何影响人们的口味与选择。言谈举止之间显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新一代的网络价值观：他希望互联网能够有更高的共享度而不是由巨头控制的版权保护。

高的共享度意味着更多元的发布者，使得偏门的信息也得以留存，可以防止信息的流失。出于利益，商业公司会向消费者发布本已流行的信息，从而产生滚雪球效应使得流行的更加流行，使得传播的信息单一化。而开放式信息源，比如维基百科，能够保证任何一条冷门、生僻的词条都有人去整理、完善。

斯沃茨做了很多"后现代"的事情，不断地挑战、同时也塑造美国政府对于网络信息自由的干涉：他下载并发布本不该收费、但却收取低廉费用的"公共使用法院电子记录数据库"，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他通过MIT的网络下载数百万JSTPOR文章使得JSTPOR服务器崩溃，被MIT警察逮捕。他做的这些都只是为了共享这些他认为本应共享的数据。斯沃兹是个很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者和反叛者，他形象和理念都让他看上去像是21世纪的列侬或切格瓦拉。

由于斯沃茨的影响力，这些事件都不再是简单的版权与盗版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了各个版权公司以及希望通过SOPA法案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所有这些压力以及（据传）美国政府的恐吓，使得斯沃茨于今年一月自杀，死时年仅26岁。这使得斯沃茨的名气更大，偶像程度也更高。学者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pdftribute共享自己的文章，以完成斯沃茨开放获取的未了遗愿。斯沃茨死后三天内白宫网站罢免检察官的请愿书便已超过25000签名，最后检察院放弃指控。"匿名者"黑客组织攻击MIT网页，并扔下了斯沃兹08年（22岁）时写的《开放获取游击队宣言》。

3.

《开放获取游击队宣言》号召人们（主要是有数据库权限的大学学生）下载并共享文献，对抗信息霸权，让获取知识的权力不再受经济不平等的限制。作为一篇煽动性的檄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诸如信息网络结构的改变等繁琐的概念，而只是强调了对信息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乍一看来这种简单提法很蠢。因为尽管像Google这样的公司会免费共享其数字化的非版权著作，但是大部分对作品进行整理和保管的机构（如JSTPOR）仍然需要版权费作为运行资金。类似于众筹的运作方式（比如第一个故事中三个学生所做的）可以实现作品发布的去中心化，但是目前许多大型项目（比如数字化大不列颠图书馆）仍然难以如此维持。更不用说那些依靠版权为生的创作者。生而平等的信息权倒是很好，但"开放获取游击队"的概念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过，众多成功的开源项目也许说明了斯沃茨及许多其他先锋想法的合理性。Python（或R）和Matlab，Linux（或OpenBSD）和Windows，ZIP算法与RAR算法，后者都是商业项目，而前者都是丝毫不逊色于后者的开源项目。而对于需要资源集约的大型项目，也许需要的只是利于大量用户合作的构架以及人们心态的改变。维基百科再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学术界中同样有开源的趋势，更加对应于斯沃茨生前的努力。学术杂志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读者（或其所属机构）赚钱，而作者则获得稿费或只需付低廉的版面费。第二种对于读者开放获取，倡导科学和信息的分享，但常常为了维持杂志运转需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现代科学的"大科学"概念本质上就和网络理念类似，为所有人的平等和共同利益开放与共享。所以后者慢慢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开放获取学术杂志出现，也有越来愈多的大学和机构开始建立免费公共论文数据库。

4.

斯沃茨死之前，JSTOR同意撤诉，但是MIT没有同意，这也是为什么MIT在这件事上被诟病并被匿名组织攻击。第一个故事中同样来自MIT的那三个欢乐的极客所遇到的傻逼学术杂志，却与开放获取有很大关系。因为有许多杂志利用开放获取的旗号，对文章不加申阅，而向作者收高价版面费。这实际上是让科研人员买文章，而杂志社通过纳税人的钱盈利。

今年Science发表了其记者进行的一项实验，和开头三个年轻人做的不谋而合。他写了一批低级错误的论文，署上子虚乌有名字与机构，投给全球各个开放获取杂志，并通过IP及银行账号跟踪了它们的所在地。通过是否接受稿件，可以判断这个杂志是否是"真的"。结果显示，开放获取杂志大部分位于印度，而其中大部分是"骗子"。欧洲的开放获取杂志情况略好，美洲、中国中接收、拒稿对半。当然，在开放获取的趋势下，非开放获取杂志中的佼佼者Science拿开放获取杂志开刀，不排除有其他动机。

Science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谁在害怕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用于解决研究文章质量问题的公认办法，倒是和是否开放获取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同行评议和开放获取的概念一样，应和着斯沃茨观点的某些侧面。同行评议同样是去中心化，把是否接受文章的决定权（部分）交给和作者一样的科学家，而不是杂志主编。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和网络舆论类似，众多网民而不是某监察机构共同评判帖子的价值，使得信息主体能够更多元化。一些新兴的学术杂志（比如EGU旗下的大部分开放获取杂志）甚至直接将审稿过程和网络论坛的讨论形式相结合。影响越来越大的开源预印本网站arXiv，在对作者的"认可"上也采取其他作者相互认可的方式。

5.

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前，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理想都很类似：反叛霸权，争取平等与和平。列侬通过音乐与行为艺术，切格瓦拉通过枪，24年前国内那场运动则通过静坐与游行。这一次只是场所换成了网络，工具换成了代码，企图重新塑造人们合作和信息交流的模式。每一次的理想都一样，尽管每一次提出的解决办法都不相同。在经历了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等等的来回折腾后，霸权还是一次次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就像电影一九零零结尾时阿弗雷德对奥尔茂说的一样，"不管怎样，地主会一直在"。谁知道不是好事呢，既然每一代年轻人都需要有所反叛的。

不过也许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能通过网络世界至少真正让信息免于霸权。也许，这种科研模式和开源项目的合作模式，可能会在未来变成一种常态，让脱离了衣食住行压力的人类变得更理想主义，能共同为一个无私的理念而努力。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诸多合作者会构成一个类似于元胞自动机的结构，提高总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每个合作者会类似于元胞而失去独特性，甚至"个体"概念消解。不过，这是后话。至少在目前的纷争下，开源项目和arXiv等网站的参与者确实看上去很有激情。但是，每一轮的年轻人都这么想：或许这次会不同，或许这次能一劳永逸地达到平等与和平。

这次能给予理论支持和信心的，就像共产主义曾给予工人运动的，也许就是后现代主义。网络本来就是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斯沃茨所倡导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的：去中心化、反对霸权、反对统一叙事、拥抱多样性。不过，回到德里达的故事，也许他和他的家人并不会赞同斯沃茨违反版权的所作所为。倒是那三个博士生和索卡这些科学家很有可能会赞同开放获取的概念，尽管他们热衷于嘲弄那些他们认为愚蠢的人。

6.

不过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觉得很正能量。一方面是因为能确凿地感觉的自己生活在这作为历史的当下，有着历史宏伟与激昂；另一方面，我能感觉到自己感兴趣的诸多点慢慢被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游丝串在一起，就像这几个故事最后都由某些侧面相互关联。每当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点串成线再闭合成一个圆时，总有种不可名状的欣快。

以上既是一个实验报告又是一个实验本身；实验意在试图记录我在两小时内接收到的随机信息以及所触发的想法。

每次抽过大麻之后我都会试图记录下自己想法的改变，但是每次思路都由于对自身的过分关注而被缠绕进去，无法跳出来组织语言并对自身进行描述。当试图同时用笔记下自己即时所思的时候，却又发现完全跟不上不受控的思路。最后我想，我应该在尚有作用的时候去尝试写一些其他东西，然后在事后通过文字间接推断或者回想当时的状态。

查玩资料后我去抽了大麻，然后才开始动笔写，试图从自己写的文本中找出自己彼时思维的差异。但是，在大麻的作用下，思维变得线程极多而内存极低，完成单线程任务的能力极低。自我总是向内坍塌纠缠在思绪之间，和外界之间如同有一层屏障不能进行像写作这种需要慢慢回忆、组织成线性叙事的任务。曾经最high的一次，连说话说到一半都会忘记。

最后还是睡了一觉才把本文写完。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个失败的实验。

昨日大雪，许久未见的J前来拜访。J专业是建筑，业余时接些翻译、校对的活，闲时改编剧本、做做小剧场。在花了三个小时表达对阿尔罕布拉宫立柱的赞叹和对王澍的不屑之后，他又聊了聊自己如何把Tempest改得只有半小时长。其中惨烈，自然难以想象。末了，他说起一个朋友写的故事。彼时天色渐暗，窗外风雪交加，屋里没有炉火。似乎不是个讲故事的好时候。不过这故事有几分暖意，这里便转述如下。

在一片同样风雪交加的荒原里，人们有时能看到一座城。周围是密布的欧石楠灌丛，或者丛生的芨芨草，没有人知道个确切。这座城时隐时现，当你想要走近她时，她便同你一起隐没在暴风里。等到尘埃落地，你又回到了原点。

一天黄昏，一个老头儿拄着拐杖从地平线走来，穿过荒原，摸索着走向这座城。那些欧石楠灌丛或是芨芨草，瑟瑟地抖着，让开了一条小径，一如当年摩西穿过的红海。没有风暴，没有尘埃，荒野像接纳夜色一般接纳了他。

老人进到了城里，空气中满是芬馥的异域气息。他看见亚述人的络腮胡，看见波斯的鎏金瓶，看见灰黄的龙脑香。他走过一座爬满地锦的大学，走过一座涂脂抹粉的妓院，走过一座坍塌的桥。

老人看着，嗅着。这些景色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曾在哪儿见过。空气中的花粉，已变成紫色的天空，都让自己想起一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不过脚下的路越来越熟悉，拐杖也越来越轻盈，老人觉得靠着气味就知道该去哪里。

老人来到了一座低矮的房子前，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街。断断续续的手风琴从窗户里传出来。这是他童年呆过的地方，土面上的坑洼或许还是踢球的时候留下的。路灯下有把长椅上，他缓缓坐下，把拐杖靠在膝旁。

城随着夜色醒来。她问，你从哪里来。

老人说，世界的许多角落，许多不属于我的地方。他说起柏柏尔人骆驼奶的醇厚，回味雅诺马米人毒蘑菇的奇幻，怀念月亮山下的俾格米人和非洲象的生肉。蒙古草原上的咸湖浅如碟，夕阳下的芦苇和狼毒金黄透绿。你在湖的中央，平静的湖面刚齐脚踝。水天如镜，水下亿万只卤虫席卷，你化作天地间一粒尘埃。霍尔木兹海峡的阳光能煮熟一切活物，你差点渴死在了沙漠与波斯湾的苦水之间。濒死的幻觉把累累尸骨变成了一株株利瓦绿洲的葡萄，你和那些躺着的贝都因人一样安详。

城静静地听着。"噗"的一声，城里波斯人的商铺、参天的龙脑香树、城门上的石敢当和街道旁的木幡杆消失了。欧石楠和芨芨草蔓延。

她问，你从哪里来。

老人说，女人的怀里，春天的裙摆间。他说起那些柔软的乳头和纤细的锁骨，光洁的小臂和温热的下体。那时你的虚荣心和阴茎一样膨胀，才华和自负一同四溢。衣着考究，灵魂在躯壳里挣扎。你游走在你的缪斯们之间，她们是你的力量，你的灵感，是你精疲力竭倒下的沙场，最接近神的地方。你曾幻想在死的那天，走出屋子，走进阳光下，回到你怀念的那片玫瑰花丛中。

"噗"的一声，半掩着窗帘的窗子、妓院和凝神屏息的姑娘们、城周的桦木林和广场上的书桌消失了。欧石楠和芨芨草蔓延。

她问，你从哪里来。

老人说，一个爬满绿叶的校园，一个想象的世界。他说起一排书架，一个池塘，一条连衣裙，几张桌子。在沉寂的图书馆里，揪着自己的头发，默念着独白，你是果壳中的王。光的使者从天空赤身坠落，开始熟悉尘土、污垢、虚妄的塑像和自己的五脏，直到最后和它们融为一体。从建筑与绿荫的子宫里出发，你一路奔向熟悉的虚妄，只是从未走出这枚背负的果壳。

街角的书店、爬满地锦的大学、台阶旁风蚀的雕像和围墙后的舞台消失了。欧石楠和芨芨草蔓延。

她问，你从哪里来。

老人说，这儿，从泥泞间，从哭喊中，从这间小屋和永不到黑夜的黄昏。他说起这条小街的往昔，清晨的叫卖声，正午的蝉鸣。你的远方在街的尽头，送奶工人从那里带来远方的消息。黄昏下拉长的影子高过房子，你和晨昏昼夜、天体运行一样自然而规则。无知的智者，你要找的答案在土里，树上，草丛中，和树梢的猫头鹰那儿。炖牛肉的香味和母亲一起来到门旁，唤你回到沉沉的混沌和洁净里。

城静静地听着。小街和房子消失了，只留下路灯和长椅，无尽夜色里的一丝光点。欧石楠和芨芨草蔓延。

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这座城。

荒野上，欧石楠和芨芨草蔓延。